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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正在進行的事業感到滿足。我以為一旦舉行了宣誓，以後便不能違背，因此，服用國貨的誓言，其含義應當為人民所充分了解，而印—穆團結的誓言所具有的責任，也應當為一切有關的人深刻認識。最後我提議凡是願意舉行宣誓的，可在第二天早晨再集會。
不用說，孟買的總罷市是完全成功的。進行文明的不服從的一切準備工作都已經完成了。關於這個問題，曾經討論過兩三件事情。我們決定文明的不服從的物件應當是那些使群眾容易不服從的法律。那時的鹽稅是極不得人心的，而且不久以前還有過一次爭取取消鹽稅的強大運動。我因此建議人民可以置鹽稅法於不顧，在各人家裡，用海水製鹽。我還有一個建議是售賣禁書。我有兩本書，即《印度自治》和《給那最後的一個》（魯斯金同名書的古遮拉特文改寫本），是已經被禁止了的，這時正用得著。把這兩本書加以重版並公開售賣似乎是進行文明的不服從的最輕易的辦法。因此這兩本書被大量翻印了，並且安排好那天晚上終止絕食以後在大會結束時發售。
6日晚上有一隊志願人員按預定計劃帶著這兩本禁書出來向人民售賣。沙羅珍尼·蒂維夫人和我兩個人坐車子出去。所有的書很快便賣光了。賣書所得的錢都用來進一步開展文明的不服從運動。這兩本書的定價都是四個安那，但是我記得從我手上買書的人不是隻按定價付錢的。有很多把他們袋裡所有的現錢都拿出來買一本書。為了買一本書，五盧比和十盧比的鈔票象雪片一樣飛來。我記得我還賣了一本書，售價五十盧比！我們向買書的人講清楚，我們所賣的是禁書，買這種書有可能被捕坐牢。然而那時候他們對於坐牢的恐懼全都消失了。
後來我們聽說政府為了避免陷於被動，認為原來被禁的書並沒有出賣，而我們所出賣的書並不在禁書的範圍以內。政府把這些翻印的書當作是禁書的新版，出售新版書不算犯法。
這訊息引起大家的失望。
第二天早晨又召集了一個關於服用國貨和印—穆團結的宣誓大會。維塔爾達斯·捷羅嘉尼這才第一次懂得閃閃發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那天到會的人寥寥無幾。我很清楚地記得那天到會的幾位姐妹。到會的男人也很少。我已經寫好一份誓詞帶在身邊。宣誓之前，我對到會的人說明了誓詞的意義。到會的人這樣少，既沒有使我難過，也沒有使我感到意外，因為我已經注意到群眾態度上的這種特殊的差異：喜歡搞激動人心的工作，而不喜歡埋頭苦幹的建設性工作。這種差異到現在還依然存在。
關於這一點我將另闢一章來談。現在言歸正傳。7日晚我動身到德里和阿姆裡察去。8日到馬都拉的時候，我首先聽到我有可能被捕的傳說。車過馬都拉停在另一站時，阿恰利亞·齊德萬尼到車上來看我，把我將被捕的確切訊息告訴我，並問我需要他做什麼事。我感謝他的好意，向他保證，需要的時候，我一定請他幫忙。
火車還沒有到達巴爾瓦爾車站，我便接到一個書面命令，不准我進旁遮普境內，因為我到那裡可能引起地方秩序的紛亂。警察要我下車，我拒絕說：“我是應一個緊急的邀請到旁遮普去的，我不是去擾亂秩序，而是去安定人心。所以我很抱歉不能服從這個命令。”
最後火車進了巴爾瓦爾站。摩訶德夫跟我在一起。我要他去德里把路上所發生的事情告訴史華密·史羅曇納吉，並要求人民保持鎮定。我叫他解釋清楚我為什麼決定不服從對我所發的命令，並準備承受違法的處分，同時還要他說明，為什麼即使不管我受到什麼處分，如果人民能夠保持充分的平靜，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在巴爾瓦爾車站，我從車上被帶出來，受警察的拘押。不久有一火車從德里開來，我被迫上了一個三等車廂，由幾個警察押著我走。車到馬都拉的時候，我便被帶到警察局的拘留所去，但是沒有哪個警官能夠告訴我他們打算拿我怎麼辦，或者準備把我送到哪裡去。第二天清晨四點鐘的時候，我被叫醒，他們把我押上開往孟買的一列貨車。到了中午他們又在沙威·馬渡坡叫我下車。有一個警官叫鮑林先生從拉合爾乘特別快車趕來，現在負責押送我。他把我押上頭等車廂，於是我便由一個普通的犯人一躍而為“紳士”式的犯人了，這個警官開始滔滔不絕地稱讚米凱爾·奧德耶爵士①。他說米凱爾爵士個人對我並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地方，他只是擔心我到了旁遮普會引起地方上的騷亂，諸如此類的話，最後他勸我自動回孟買去，並答應不進入旁遮普境。我回答他說，我不能服從這個命令，我也不打算自動回去。警官知道沒有別的辦法了，便告訴我說，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