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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組成，具有希特勒那種保衛日耳曼帝國不受赤色分子破壞的熱情。
由出生於希特勒時代的德國的新一代組成的“自由兵團”，為採取今天的行動，曾有過兩次準備。其一，是戰前的青年運動，即所謂的“候鳥運動”。這些年輕人常穿起五光十色的衣服，到處遊逛，以尋求新的生活方式。他們大都來自富裕階層，鄙視從他們中產生出來的自由資產階級社會。他們堅信，“父母的宗教信仰是虛偽；政治是吹牛和微不足道；經濟是無恥和欺騙；教育是老一套和缺乏生氣；藝術是淡而乏味又多愁善感；文學是虛假和商業化；戲劇是庸俗而千篇一律。”他們認為，家庭生活約束了人，且不真誠。他們也認為，兩性關係，不管是婚內婚外，“貫穿著虛偽”。他們的目標是要建立起一種青年文化，以反對資產階級的家庭、學校和教堂的三位一體制。
這些年輕人常圍著篝火，席地而坐，在一個首領指揮下，高唱《自由戰士之歌》。有時，他們或無言地注視著篝火，以尋找“林中資訊”，或傾聽某同伴朗讀尼采或斯特潘·喬治著作中的激動人心的段落，諸如：“人民與至高無上的智慧渴望著人——行動！……也許，在你的殺人犯中端坐了多年，在你的獄中昏睡多年的某個人就會一躍而起，完成這一行動！”
他們靠神秘主義而昌盛，在理想主義驅使下，渴望行動——任何一種行動。
行動，他們在大戰中找到了。也許，這就是他們，與希特勒一樣，堅信祖國的事業之正義性的原因。戰場生活，使官兵關係更加密切，形成一種共患難同流血的手足之情。士兵們對領導他們進行交手搏鬥的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對他們而言，他不是指揮官，而是元首！而他們是他的同志！他們對他盲從，如有必要，可跟他下地獄。”他們一同在前線締造了迄今為止德國尚不存在的民主關係。幾英里長的戰壕，與世隔絕，事實上成了“以火焰作牆的修道院”。
這些前線來的同志，這些舊日的“候鳥”，與希特勒一樣，覺得投降是恥辱，對國內陣線不信任，因為它正在墮落為布林什維主義。軍方曾在報上和路牌上宣佈“斯巴達克斯團”的危險尚未消除，號召士兵們起來，加入“自由兵團”“阻止德國變成全球的笑柄”。對此，老兵們會熱烈予以響應，這就可以理解了。
正當這支不法的部隊在組建時，“斯巴達克斯團”，在許多柏林人的贊同下，也在奪取柏林。他們控制了許多公共設施，交通運輸，以及兵工廠。1919年1月3日，處在絕望中的埃爾伯特政權解除了警察局長的職務，原因是他同情“斯巴達克斯團”，不久前還支援水兵叛亂。此時已公開承認自己是共產黨的“斯巴達克斯團”，為了進行報復，公開號召革命。柏林的工人熱烈響應這一號召。6日上午，20萬身背武器打著紅旗的工人，從亞歷山大廣場出發向荻埃爾加登集結。寒冷與大霧並未使他們的情緒低落。他們將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前進報》的工作人員以及烏爾夫電訊局的工作人員抓來。總理府大樓也被憤怒的人群包圍——埃爾伯特及其同僚就躲在裡邊。
到次日上午，共產黨人已端坐在布蘭登堡大門上的雕像旁。在文特登林登，在科尼希大街，在薩洛登伯格大街，他們的步槍已是鋪天蓋地。除有戰略意義的火車站已被佔領外，政府印刷大樓和波佐釀酒廠也被佔領。不到24小時，市內主要建築物仍在政府手中的已是寥寥無幾了。
若不是“自由兵團”干預，柏林——最終是全德國——恐怕已陷入共產黨之手。不到一週，部隊從城外開來，將赤色分子的抵抗中心一一粉碎。“斯巴達克斯團”的領導人，包括身材嬌小的“紅色玫瑰”羅莎·盧森堡在內，被捕並慘遭殺害。
在“紅色玫瑰”死後4天，新共和國舉行了首次全國選舉。那天是星期天，天氣晴朗而寒冷。自德國有史以來，婦女首次被允許參加選舉，在3，500萬選民中，3，000萬人為國民議會的423名候選人投了票。結果雖令人驚奇，但在預料之中。表面上假裝不要，實則希望霍亨佐倫捲土重來的兩個右派政黨，得到了約15％的席位；贊同實行共和的兩個中間派政黨，與埃爾伯特的“社會主義多數派”一樣，得了40％的席位；極左派“獨立社會主義者”僅得席位7％。選舉的結果，既是反革命的勝利，也是贊成共和的勝利。它註定是社交性質的。
因為刀槍林立的柏林不安全，首都西南150英里外的魏瑪便成了國民議會的所在地。這個選擇有文化上的原因，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因為魏瑪是歌德、席勒和李斯特的故鄉。2月6日，國民議會在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