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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房間太小，住不下兩個人和放一架大鋼琴，善於言辭的阿道夫說服了查克雷斯太太，將她的大屋換給他們。他們同意增加一倍的租金，即每月20克朗。沒想到鋼琴佔地太大，而踱步又是阿道夫之必需，所以，室內的傢俱便又重新安排了一番，給阿道夫騰出了三步長的空地。
不到兩天，庫斯特爾便在音樂學院登記上了，還透過了入學考試。“我沒想到我的朋友這樣聰明”，希特勒簡短地評論說。對此後幾星期內庫比席克所取得的進步他也不感興趣。
一天，庫斯特爾的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同學來訪，他竟大鬧了一通。她走後，希特勒一邊踱步，一邊大放厥詞，說：“女人求學，那是胡鬧。”庫比席克覺得，“阿道夫神經錯亂。因為一點點小事，竟大發雷霆。”無論庫比席克做什麼，總不合希特勒的口味。“使我們很難在一起生活……他與世不合，在掙扎。在他看來，處處都存在不義、仇恨和敵對情緒。”
其實，希特勒自己的落第才是根本的原因。一天，他突然大聲痛斥美術學院。這樣，他仇世的原因便昭然若揭了。
“……都是些頭腦硬化的老頑固，官僚！都是些不通情達理的蠢貨！整個學院都該炸掉！”他臉色鐵青，雙眼（“有些兇惡”）放射著仇恨的光芒。後來，他終於洩露了真情，原來他被趕出來了，落選了。“現在怎麼辦？”庫比席克關心地問。希特勒在桌旁坐下，開始看書。“沒有關係”，他平靜地回答說。
儘管他侈談有決心取得成功，他仍不得不依靠羅勒教授的幫助。幾次，他手中提著皮包，前往這位名揚四海的舞臺設計師的畫室，卻沒有膽量去敲門。最後，他把介紹信撕得粉碎，“省得日後再受它的引誘”。他這一舉動，可能是怕自己的作品不夠水準所致，也可能是內心之失敗感使然，或者完全是因為羅勒名望過高而不敢去求見。
在希特勒離開林嗣後約一星期，梅洛福先生得到津貼辦公室的通知，得知保拉和阿道夫·希特勒每人每年將得到300克朗，一直領到年滿24歲。津貼辦公室授權梅洛福先生全權處理每年應領的600克朗，而他則決定每月分給每個孤兒25個克朗。
這筆定期款子（相當於現時的6塊美元），毫無疑問，給希特勒帶來了新的希望。但是，假定遺產中的650個克朗仍大部歸他所有，生活仍是相當艱苦的。他的同室後來說，希特勒常常捱餓。“一連5天，他都靠牛奶、麵包和黃油度日。”
庫比席克從不知道希特勒究竟有多少錢。他猜想，“希特勒一定為錢少而暗暗含辱。有時候，他一生氣便高聲怒喊‘真是牛馬不如的生活！’”
希特勒一星期要去伯格戲院或歌劇院幾次，所需費用都是靠省吃儉用得來的——例如，褲子是放在席子底下“熨”的。
希特勒也不願與女孩子們坐在一起，因為“她們所追求的不外乎是打情罵俏”。在不準女人進去的舞場裡，他花兩克朗的高價，硬要庫比席克與他同行。較長的歌劇，他們是從未看完便離場的，因為他們必須於晚上9時45分離開，趕在斯通帕加斯9號關門前到家，否則就要給看門人小費。回房後，希特勒便強迫庫比席克將未看完的部分用鋼琴彈出來給他聽。
瓦格納的作品希特勒是百聽不厭的。即使古斯特爾要去看威爾弟（1813—1901，義大利歌劇作曲家——譯註）作品的首輪演出，希特勒也要拉他去皇家劇院看瓦格納作品的第二輪演出。瓦格納的音樂使他心曠神怡，“使他遁進他所需要的神秘世界，以忍受他那狂亂的天性所帶來的緊張。”阿道夫最喜歡的《羅安格林》，他們就在一起看了10次。“詩歌會”（14—16世紀時在德國主要城市興起，其成員多為勞工階層——譯註）也同樣使他入迷，他常常援引第二幕裡的幾行詩：
我仍不能成功。
感覺到了，但我不能明瞭，
不能留住，亦不能忘懷，
若執之，又不能衡量。
有幾次，庫比席克誘他去看了威爾第的歌劇，但希特勒只贊同“阿伊達”。他對虛假的舞臺效果大加反對。“如果沒有刀，這些義大利人該怎麼辦？”一天，他聽見街頭手風琴手在演奏《貴婦與庶民》，便喊道：“那就是你的威爾第！你想想，羅安格林的故事能用手風琴演奏嗎？”
多少個夜晚，兩個年輕人都一起參加音樂會——因為庫比席克是音樂學院的，他能搞到免費票。阿道夫居然也開始“嗜好交響樂”，這使庫比席克感到驚奇。希特勒特別喜歡浪漫主義作曲家——韋伯、舒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