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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後寒冷而潮溼的日子裡，庫比席克簡直不敢相信希特勒身上所起的變化。“沒有一句粗話，沒有一點怨言，不再粗暴地堅持要自行其是。”阿道夫“只為母親活著”，甚至接管了家庭，當了家長。保拉在校成績不好，他就會斥責她；一天，他讓她發誓，日後要做個勤奮好學的學生。希特勒的這些非其本人的表現使庫比席克產生了深刻的印象。“希特勒或許想在母親面前有所表現，以表明他對自己的缺點已有所醒悟。”
只要醒來，克拉拉就痛苦萬分。“她很能忍耐，”布洛克醫生回憶說，“不屈不撓，毫無怨言。但，這卻折磨壞了她的兒子。看到母親臉上痛苦的表情，他臉上也很痛苦。”12月20日晚間，庫比席克發現希特勒太太靠著阿道夫坐在床上以減輕痛苦，她嘴唇緊閉，雙眼深陷。希特勒朝他的朋友打了個手勢，讓他離開。他剛要走，克拉拉便小聲對庫比席克說：“庫斯特爾。”通常她是叫他庫斯特爾先生的。“我不在時，繼續做我兒子的好朋友吧。他沒別人了。”
到了午夜，很明顯，她的末日已經來臨，但全家決定不再去打擾布洛克醫生。因他已無法幫助克拉拉了。12月21日凌晨——據希特勒說，是在點燃的聖誕樹的光茫照耀下——她安靜地離開了人世。天亮後，安吉拉把布洛克醫生叫到家裡，以簽署死亡證書。他發現阿道夫坐在她的身房，臉色慘白。在一本速寫本上畫有一張克拉拉的像，這算是最後的記憶。為了減輕希特勒的痛苦，布洛克醫生說，在這種情況下“才是救星”。但此話並不能安慰希特勒。“在我的整個生涯中”，曾經目擊過許許多多死亡情景的布洛克醫生回憶說，“我從未見過有誰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樣悲痛的。”
第二章 “生活就是我的學校”
1907。12—1913。5
（1）
1907年12月23日早晨，天氣潮溼，大霧瀰漫。盛在一口“堅硬、光滑、四周用金屬鑲緊的木棺”裡的克拉拉，被抬出了布魯登加斯9號。靈車沿著泥濘的街道，緩緩地朝教堂駛去。在舉行簡短的儀式後，小小的送葬隊伍——一輛靈車和兩輛客車——又緩緩越過多瑙河，翻過一座山，朝里昂丁駛去。遵照她的遺願，她被安葬在丈夫的身旁，名字則刻在丈夫的墓碑上。全家人披黑，默默地站在霧茫茫的墳場裡——離他們先前住過的舒適的小屋不遠。阿道夫身穿黑大衣，手託一頂黑色高頂帽。庫斯特爾覺得，他的臉色更蒼白，“嚴峻而鎮靜。”
對希特勒一家而言，聖誕之夜是悲哀之夜。為付醫藥費，全家正式拜訪了布洛克醫生。醫藥費共計359克朗，其中59克朗已預付。這筆款項確實不小，約佔克拉拉資產總額的十分之一，但又很合理，因為它包括了77次問診（到家或在辦公室）和47次的治療費用（大部分治療都用了碘酒）。餘額是在感謝聲中付清的。說話的都是姐妹倆，阿道夫穿著一套黑色外衣，領帶打得不緊，雙眼盯著地板，一撮頭髮披著前額。後來，他抓住醫生的手，目光直落在醫生的臉上。“我將永遠感謝您”，他一邊說，一邊深深鞠一個躬。“不知道今天他是否仍記得這一情景，”35年後，布洛克醫生在他的《煤礦工人》一書中寫道，“我確認他仍記得，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阿道夫·希特勒恪守了他的諾言。他給我的好處，我覺得，在全德國和奧地利，他都未給過任何一個別的猶太人。”
當日，拉波爾一家邀請阿道夫和保拉到他家過節，但阿道夫拒不接受邀請。他對姐夫里奧覺得越來越不安，因為姐夫抓住一切機會勸說他放棄當畫家這個愚蠢的夢想。他對庫比席克說過，事實上所有親戚都在糾纏他，他才逃到維也納去。他一定會成為畫家的，他要向心胸狹窄的家族證明，正確的是他，而不是他們。
他也同樣堅決地認為，庫比席克應離開他父親的裝璜商店去當職業音樂家。前一年秋天，庫比席克一家曾反對讓庫斯特爾到維也納去。儘管如此，希特勒仍舊話重提，又懇求又爭論，用維也納的美事——歌劇、音樂會，還有學音樂的無窮無盡的機會——去激發庫斯特爾和他母親的想象力。要說服庫比席克老先生就更困難了，因為他把阿道夫看作是“一位連學校都考不上的小夥子，把自己看得過高，學不了手藝。”但是，即使是這個年齡的希特勒，其說服力也是異乎尋常的。講究實際的父親於是便答應讓兒子到首都去試一個時期。說服了他的論點之一是，庫斯特爾將與一個真誠學藝術的學生住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