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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之氣，布衣一襲，他又回到了揚州。
自此以後，他雖遠遊過，如乾隆三年（1738年）下半年到過福建漢陽，又曾泊舟南昌西江滕王閣下；乾隆十一年（1746年）去過安徽休寧，但大部分時間來往於杭州、揚州之間。約略算來，金農64歲前以杭州為主，64歲後則基本上定居揚州。
這期間最重要的，是金農的書風的大改變和在繪畫上的新突破。
金農一直是以隸書見長的。張照勸慰他的時候說：“君善八分，……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乎？”也是指的隸書。金農隸書得力於《西嶽華山碑》，圓筆為主，樸厚飄逸，間出己意，別有風致。後來卻漸漸出現了方中見圓，橫粗豎細，變隸書結體扁平為縱長的傾向，這一傾向有別於他原來隸書的平穩流暢的風格，明顯地受到《國山碑》和《天發神讖碑》的影響。《國山碑》即《禪國山碑》，是三國東吳孫皓天璽元年（276年）封禪國山時刻於宜興的一塊碑石。此碑形狀怪異，是個圓錐形巨石，類似米囤，故當地人稱作“囤碑”。《天發神讖碑》即《吳天璽紀功碑》或《吳孫皓紀功碑》，是孫皓借傳聞天降符瑞之名，立碑“褒讚靈德，以答休祥”而刻於南京的。兩碑書體奇特，似篆非篆，似隸非隸，被人目為“牛鬼蛇神”。傳說《國出碑》為蘇建書，《天發神讖碑》為皇象書，都沒有根據。施蟄存先生認為“大約是道士們為了諂諛皇帝，偽託天書，故意寫成這種字形。到了後世，卻在書法上佔了一席，尤其是《天發神讖碑》那種上方下尖的怪字，竟成為漢字的一種美術體”。②這是頗有見地的。事實也確實是，它們於誕怪中寓法度，於率意中見匠心，成為“兩漢以來不可無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跡”。這種“銛厲奇崛”、“生澀險勁”的書法，對報罷歸來、絕意仕進的金農來說，既可藉以澆胸中塊壘，又是矯園熟之弊，縱情揮灑性靈的啟迪。在揣摩深研的基礎上，入而能化，為我所用，以截豪禿筆作橫畫粗短、豎畫細勁、雄奇恣肆、斬釘截鐵之方筆字，一改尋常面貌，金農自稱為“漆書”。於遲澀中見暢達、於欹側中見和諧的“漆書”是金農別開生面的創造，是個性所在，是對傳統帖學書法的挑戰。對這種書法的成就得失尚可討論，但其一新耳目的作用是無庸置疑的。當代學者張舜徽先生說：“若金冬心之分隸，鄭板橋之行草，自創新體，別成一格，又非臨池者所能效，亦不必效也。”③這個說法是公允的。一般人都認為：金農的書法成就超過了他的繪畫。
說起繪畫，習慣說法是金農50歲後才開始學畫。金農工書法，精鑑賞，廣識見，有深厚的筆力和領會功夫，一出手就不凡，這是可能的。然而聰明離不開勤奮和實踐。從有關資料看，從能畫到敢於公開賣畫，還是經歷了一段過程的。厲鶚《樊榭山房集》卷一有一首詩的題目是：“督牛犁我田，歐陽圭齋句也。壽門為圖，因題其後。”此詩作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戊戌與金農遊長興時，是別人提起的金農最早作畫的記載，畫的是“烏犍行水淺”的牛耕圖，當時金農32歲。還有他自己提到的：“畫蘭竹自題紙尾寄程五（鳴）、江二（炳炎）。”此詩載於《冬心先生集》卷一，按這本詩集的編年，當在雍正三年（1725年）金農39歲時。上述記載說明，金農30歲左右即開始作畫，不過是偶一為之罷了。在金農的心目中，詩第一，書次之，畫又次之。詩書是正道，以畫名是不得已的事，當時繪畫的成就又不足與詩書比，所以金農50歲前不多談繪事。事情經過若干年，繪畫上有了長足的進步，50歲後打破舊觀念，以鬻書賣畫為能事，畫名漸為社會所知，於是50歲後學畫的傳說便產生了。
比起“八怪”中其他的人來，金農的畫路較寬，不蹈襲他人，獨闢蹊徑、自出心裁，這和他的學問、才情、胸襟是分不開的。
金農報罷南歸，在揚州待了些時。先住小秦淮，後居北郭僧舍。北郭僧舍今不知確指為何寺，小秦淮為小東門至連線瘦西湖的北水關一帶，當時是歌樓酒肆的彙集之地。如今已重加修復，成為悅目賞心的漫步之所。
金農在揚州的活動，主要是賣書鬻畫和文酒之會。乾隆八年（1743年）春，應馬氏兄弟招宴飲於小玲瓏山館，厲鶚撫琴，板橋畫竹，杭世駿豪吟，快極一時。友朋之間的親切往來，無拘無束的笑傲揮灑，使金農深感慰藉和欣悅，他有詩記道：“修禊玲瓏館七人，主人昆季宴佳賓。豪吟堇甫髯撚手，覓句句山筆點唇。樊榭撫琴神入定，板橋畫竹目生瞋。他年此會仍如許，快殺稽留一老民。”繪色繪聲，留下了一幅群樂圖。
此時的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