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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
彭德懷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他在《彭德懷自述》中說道:“我對當時那些‘左’的現象是非常憂慮的……我想,這些問題如果由我在會議上提出來,會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亂,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兩條腿走路的問題,這些問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糾正”。因此,他當時一再強調,這封信是提供給主席看的。
彭德懷的這封信竟然“一石激起千層浪”。廬山會議的議題本來是糾“左”的,由於這封信一度而為批“右”,整個會議的議題一下子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就連當時參加會議的人也感到不可理解。
一封普通的書信,為何竟會產生如此大的威力呢?這又不得不從毛澤東本人及其晚年的一些情況談起。
應該承認,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毛澤東不愧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毛澤東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打敗了強大的內外敵人,建立了新中國。這一功績是應該永久地載入史冊的。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後,特別是到了晚期,毛澤東的性格則是撲朔迷離,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力主反對主觀主義,另一方面,由於急於求成,欲求迅速擺脫貧窮落後的“捱打局面”,超英趕美,同蘇聯並駕齊驅,於是終於陷入了自己從來對之深惡痛絕的主觀主義,無視中國生產力還很低下的現實,以為憑藉黨和個人的威信動員起來的人民群眾的沖天幹勁,就可以創造人間奇蹟。於是,晚年的毛澤東終於成了一個理想化的社會主義者;一方面強調黨內民主,主張“團結——批評——團結”,另一方面,隨著革命和建設的一連串勝利,黨和個人威信空前的提高,人人由衷地高歌《東方紅》,毛澤東開始不謙虛了,個人的獨斷專行日漸發展起來,即使在這次廬山會議上,不少人也明顯地感覺到一種壓抑氣氛。
正是由於以上原因,當彭德懷、張聞天等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員公社運動的錯誤根源有所批評時,毛澤東就立即將會議的方向扭轉過來,要打退“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猖狂進攻”,要動員全黨、全民保衛“三面紅旗”了。雖然彭德懷一再強調那封信是“寫給主席自己作參考的”,但毛澤東在接到信的第三天,便將此信分發下去,組織學習討論。
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這封信的看法,剛開始還是一致肯定的,只是指出在一些問題的提法上有點過頭。但自毛澤東於7月23日發表個人講話,認為彭德懷的信是意見書,並上升到“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是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的高度之後,對彭德懷這封信的討論便變成了對彭德懷的批判,而且調子越來越高,以致無中生有地出現了一個“軍事俱樂部”(由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四人組成,因四人在會議期間意見一致且來往密切)。之後,毛澤東又召開了“7月1日常委會”,將彭德懷歷史上的一些問題重新提出來討論。這樣,廬山會議實際上便成為批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大會了。
會議期間,雖然彭德懷對自己信中的一些提法作了檢查,對強加給自己的罪名作了申辯。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彭德懷的申辨是蒼白無力的。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問題基本上已作出了定性結論。
“一封朝奏九重天”。彭德懷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出於誠意寫給毛澤東的這封信,竟會給他帶來“右傾機會主義”頭目、搞“軍事俱樂部”、搞“獨立王國”的罪名。然而,他更沒想到的是,在他有限的政治生活涯中,這,僅僅只是開始,等待他的,還有更多更大的不幸。
2。2 掛甲歸田
廬山會議之後,彭德懷被罷去了國防部長的職務。這對於像他這樣一位耿直倔強,又有赫赫戰功的開國元勳來說,無疑是一個沉痛的、令他很難接受的打擊。然而,木已成舟,事實又一次顯示了它的無情和殘忍。罷官之後,彭德懷曾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具體談了他今後的打算:準備讀點馬列主義的書,作些社會調查,自食其力地參加一些生產勞動。
毛澤東只同意了前兩點,對後一點卻表示反對,認為他年紀大了,不宜再參加生產勞動了。也就在這一年,彭德懷舉家搬離了中南海永福堂的住宅,落戶到北京西郊掛甲屯吳家花園。
掛甲屯是個富於美妙傳說的村莊名,傳說《楊家將》中的楊六郎在北征遼國時,曾在這裡解甲休息過。這個地方從此也改稱掛甲屯。不知是歷史的無情嘲諷,還是天意的巧妙安排,這位在漫長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