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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群眾。你是幹部，要特別注意自己的作風，事事處處要為戰士們樹立一個好的榜樣，決不能損害八路軍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營長聽後連連點頭，慚愧地保證：“總司令，我今後一定注意！”
故事五：朱德所到之處，總是以一個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一次，他到成都，在招待所下車後，服務員請他休息，他卻說：“不忙，我先到園藝組去報個到！”來到園藝組，他同工人一一握手問好，就象久別重逢的老朋友。他在這裡常常繫著圍腰跟工人一起勞動，讓人分不出誰是工人，誰是委員長。
在老家馬鞍公社，他見到小孩就拉到自己懷裡，見到老人就讓坐在自己身邊。在他家的院子裡，他的腿上、背上爬的全是小孩，常常是他人一到，院子裡就人聲鼎沸，笑語喧譁，誰主誰客，難分難辨，好個熱鬧景象。
這一類故事在朱德有一生中多得不勝列舉。1937年，美國進步記者海倫·福斯特繼其丈夫埃德加·斯諾之後，訪問了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延安，並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進行了廣泛的接觸，關於朱德，她曾在《紅色中國內幕》中寫道：五月份一到延安，朱德就來看過我。在一幅流傳很廣的圖畫上，朱德是一位揮舞大刀、身先士卒的勇猛鬥士。但就我所見，他本人與這幅圖畫上的形象完全相反。
朱德是一個慈祥、和藹、說話沉著、言行恭謙的人。他不會為自己樹碑立傳的，因為他將自己的人格完全融入了自己的工作之中。
一瞥之中，朱德身材適中，健壯結實。……在我的印象中，朱德是全中國少有的心地善良的人物，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是一位少見的軍人——戰爭在他看來並非一種建功立業而是一種結束苦難的手段。毫無疑問，他是一位寬容大量、感情豐富的人。作為一位頭髮灰白、年過半百的老戰士，他在真刀真槍的戰火中度過了半世生涯。無盡頭的中國內戰中的悲慘故事都刻寫在他那滿臉的深深皺紋之中了。平時他的嘴唇老是顯出一種憂鬱而嚴肅的神情。……朱德沒有什麼軍人氣概。……朱德的動作溫和、緩慢、從容不迫，全無一點粗暴之處。看上去，他就象一位入定的菩薩一樣平和恬靜。
與其說朱德是一位至高無上的司令官，還不如說他是一位民眾的領袖。他的性格與習慣都是十分民主的。我曾向他的夫人康克清問過他的特點。康女士略一思考，便這樣對我說：“我覺得，他的基本特點是天生的溫和可親。其次，他對一切事情都很負責，無論這事偉大還是渺小。第三，他喜歡和普通戰士一起生活，他常常和他們促膝談心。戰士們衷心愛戴他，因為他過著普通戰士的簡樸生活，必要時也和戰士做一樣的工作。他的綽號是‘伙伕頭’，他看上去就象一個普通士兵。……有時清閒下來，他就去幫助農民種地。他還常常從河谷挑糧上山。他非常強壯健康。他喜歡玩籃球，喜歡看體育比賽。他什麼東西都能吃，從不需要特殊食品，只要辣椒管夠就行——因為他是四川人。他每晚都是十一、二點才上床，可清早五、六點鐘就起來了。”
朱德就是這樣一個人，長征時期，他是“紅軍的父親”，和平時期，他是人民群眾的“父母官”，在他的身上，晃動著一個勞累過度而又經驗豐富的老農民的影子，置身於千千萬萬農民群眾之間，他真正能夠和他們打成一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象農民一樣喜歡看喜劇，每當喜劇上演時，總是可以聽到他高聲大笑的聲音。當他幾次三番不顧家人的勸阻，毅然離家出走，踏上一條通向戎馬生涯之路的時候，我們似乎和他一起感受到了一種巨大的陣痛，一種切斷同幾千年來一以貫之的農民意識的“臍帶聯絡”時所產生的陣痛，然而於此同時，朱德的“快刀斬亂麻”並不想割斷他和農民群眾的魚水之誼，瓜秧之情；大凡是和農民有關的東西，他都有一種下意識的迷戀，比如農民的粗布制服，農民式的生活方式，農民式的謙恭，農民式的熱愛勞動……1960年，正值四川大旱。一天夜裡下了一場大雨，第二天清晨，地委負責同志見到朱德時說：“這雨下得好啊！”正在做操的朱德連忙說：“不是下雨，下的是糧食啊！”朱德平時看報，只要有關於農業的報導，他都格外仔細閱讀。家裡有人從外地來，他也總要詢問當地的年成和農民的生活。有時自己坐車外出，從公路急駛而過時，常常叫司機停下車來，自己走到田頭去觀察莊稼長勢，遇到有人在田間耕作，他還要主動打招呼，和大家攀談。1976年春天的一天，朱德乘車外出，正趕上颳大風。
途經一個很大的果園，他看見紛紛吹落的花瓣，心裡不由一沉、他想：這麼大的風，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