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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八路軍一定有大官，但他們很難具體說出誰是最高指揮官。對於朱德，老鄉們只知道他經常和大家一起勞動，嘮家常，待人非常和藹，還有年歲比較大。後來，有人看見他和炊事員一起抬鍋，給哨口的哨兵送飯，就以為他是“老伙伕”。又有人看見他經常上山開荒、種菜，吃穿都很儉樸，又覺得他象“老管理員”。還有人看他和戰士們一起摸爬滾打，練習軍事技術，就斷定他是軍事教員。最後，由於誰也說不清他到底是什麼身份，索性就親切地叫他“老頭”，朱德總是很愉快地答應。以後日子一長，“老頭”的身份終於暴露了，老鄉們誰也沒想到這位每天和大家生活在一起的“老頭”，竟然就是使日寇魂飛膽喪的八路軍總司令。
2。2 記者眼中的朱德
抗戰時期，朱德作為八路軍總司令，率領部隊與日冠浴血奮戰，狠狠打擊了侵略者。日冠對他恨之入骨，常常編造謊言，肆意歪曲汙衊他的形象，在日軍的一幅宣傳畫上還無恥地把他描繪成一個凶神惡煞。
凡是見到過朱德並瞭解他的人對此都非常憤慨，一位《大公報》記者曾這樣描寫他：今天將軍穿了一套青布中山裝，戴著一頂舊軍帽，黑褐的面色，嘴巴周圍有著濃濃的新生出來的黑髭。他樸實如農民，慈和如老嫗，但在炯炯目光內射出堅定的光線時，則又嚴肅如鋼鐵。雖然穿著軍服，可是他在舉止上完全是工農無產者姿態：簡樸、誠實、有決斷。他的聲音很低，很沉重，他的句子很短、很簡潔。這偉大的臉膛上，不時地發出真摯的笑。
另一位中央社記者這樣報道他：下午，我們去總指揮的辦公室，一個穿士兵衣服，戴眼鏡，滿臉鬍子的人站在門口，我們幾個人都沒有十分注意而跨進了門。可是他們參謀長立刻過來向我們介紹，這位是朱德指揮，剛從前線回來。這時我們的內心真是無限的慚愧。可是這實在也難怪，他沒有領章，沒有符號，更沒有一般高階長官的派頭，額上既不刻著字，你說對一個不相識的人，如何分別出誰是長官，誰是士兵？他開始和我們說話，同樣沒有什麼寒暄和客套，說著他所要說的話、很緩慢而很有力，態度是沉著而剛勁，言語間很少含有理論，。好像每一句話的出發點，都根據著事實上的體會或經驗。雖僅有一天的晤談，他那起初給我的平凡形象，已經給不平凡的談話，特殊的風度完全衝破了。的確是的，世界上有許多不平凡的人，常常在一種平凡的外表下隱藏著。透過硝煙戰火的朱德形象是一個侵略者害怕而人民熱愛的形象。
1927年4月，朱德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團長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長，當時他只穿一身粗布軍服，打著綁腿，穿一雙舊皮鞋，或是草鞋；他不坐黃包車，總是夾著皮包走路上班，工作忙吃不上飯，就買幾個燒餅吃。長征途中，每個戰士都永遠不能忘記朱德的形象：他穿著打了不少補釘的灰色粗布軍衣，赤腳穿著一雙草鞋，背上揹著一個斗笠和一個公文包，經過草地風雲的搏鬥，他的臉龐黑瘦，額頭皺紋加深，兩眼裡閃出陽光一樣溫暖的光線。
1937年1月，美國《法蘭克福日報》記者艾格妮絲·史沫特萊來到延安採訪朱德，在《偉大的道路》中，他這樣寫道：最先映入眼簾的，乃是一張在蠟燭光映照下，堆滿了書籍、檔案和信件，未經油漆的桌子，和一個因為我們進去而站立起來、身穿藍灰色棉製服的人的朦朧身影。
雙方對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當時是五十一歲，不過，當面看來，臉上皺紋很深，雙頰下陷，至於見老了十歲。那時，正是史詩般的紅軍長征剛剛結束，營養失調和苦難在他的臉上留下了烙印。
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醜陋，也不漂亮；更不會使人獲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覺。圓頭、剪得短短的黑髮間雜著白髮，前額很寬，而且略微隆起，頰骨也頗突出。一對有力的上下顎，襯著大嘴，在堆滿歡迎的笑容時，露出了潔白的牙齒。鼻子寬短，面色黝黑。看起來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為他身穿制服的話，很容易把他當作中國哪個村子裡的農民老大爺，而忽略過去。
從前早就對我說過，他是一個單純、親切、平易近人的人，他努力工作，絲毫沒有使自己成為個人英雄的興趣。……
我在這一瞬間，有了這樣一種感覺：不論以他的哪一部分來看——從聲音、動作，以至他的每一個腳步，都充滿了大丈夫氣魄。我對屋裡的陰暗光線稍能適應後，發現他的制服因為常年穿著，洗得已經破舊褪色。而且，我注意到，他的臉並非沒有表情，而是蘊藏在心頭的感情強烈地在臉上顯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