衚衕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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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趕上濟南奇熱無比的天氣，老舍本應休息，可他非得左手拿著蒲扇右手握著筆，汗水順著指背往紙上流；寫《四世同堂》的時候，打擺子、貧血、頭昏，統統找上了老舍，他沒錢買補藥，每每煩躁難受得狂喊幾聲都不解恨，可他硬在“我完了”的境地裡寫了五年，拉著一趟近百萬字的大犁走到了新中國。

老舍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北京滿大街的老百姓都身穿幹部服、列寧裝，戴八角帽。而老舍“沒錢作新的，只好穿舊的”：身穿一套洋西裝，腳蹬一雙尖頭皮鞋，臉上架著一副金絲眼鏡。外人大概覺得他和這個新世界不可融合的，但只有老舍心裡最清楚，他和這個新政權是“一夥兒的”，他就是一窮人，現在，他所心疼的、喜愛的、親如手足的窮人翻身做了當家的主人，他和他的手足也終於有了一個家。

老舍因為“人民藝術家”的獎狀、“貧民”的出身和多以“無產階級”為習作素材的作品，躲過了最初的幾次政治風暴和反右派運動，他還自信滿滿地對巴金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然而，當“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大掃帚高高掄起時，老舍知道自己已是該被清掃掉的東西了。

1966年8月23日，北京戲曲學院的學生覺得自己歷年來練過很多舊戲，應當在掃四舊的運動中表現出比旁人高出幾倍的積極性來才行，他們將從前披在牛鬼蛇神身上的幾十箱精工繡成的“獸皮”堆在文廟的空地上，旁邊蹲著、跪著北京市文化局和文聯的“黑幫”們。老舍本來不應該在其中的，不久前，他因為半夜吐血被送入醫院搶救，那天是他出院後第一天上班，恰好看見蕭軍和另外三十多人正被摁進車裡。老舍邊叫邊從人群中擠出去，一位在現場任總指揮的北大女學生馬上認出老舍：“這是老舍，是他們的主席，大反動權威！揪他上車！”一幫人被帶到了文廟，看著京劇戲裝燒起沖天的火光，看著演戲用的刀槍和帶銅頭的軍用皮帶一下下揚起來又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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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舍—筆下的老北京（5）

老舍好不容易被救回文聯之後，又被抓到文聯大門外的水泥花壇上示眾，接著又在當地派出所，被主要由女八中組成的中學紅衛兵們輪番拷打至深夜。臨走前，他們吩咐老舍第二天早晨拿著“現行反革命”的黑牌子，到北京市文聯報到。

老舍被他熱烈愛著的“家”掃地出門了，他那顆好不容易被填滿的心又被人洗劫一空。老舍的兒子舒乙講過一個老舍的故事，說：老舍很戀家，自己很少出遠門，即便是出去了，也老是待不多會兒就急忙往家趕。有一次，老舍的夫人應朋友的邀請，單獨去赴宴，等她回來之後，卻發現老舍晚飯也沒吃就上床睡了。夫人樂了：“生氣啦？人家又沒說要帶你去。”老舍悻悻地回答說：“回到家，看不見人，無依無靠似的，沒著落”。只是這一回，他不能賭氣不吃飯，早早地爬上床睡覺，他的“家人”們像鬣狗一樣緊看著他。死亡這位餓得兩眼綠幽幽的野獸，在聞到這個時代零星的血腥氣之後，連滾帶爬地撲過來，絕對不會放過眼前任何一塊可以入嘴的食料。

1944年，日本軍隊想要從貴州獨山方向包圍和偷襲重慶，得到訊息後，重慶市頓時燒成了一鍋糊粥，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撤退問題，認為應當再往西邊的西康方向逃幾步。老舍的朋友蕭伯青問他：“您怎麼辦？”老舍脫口而出：“背面就是濤濤的嘉陵江，嘉陵江又近又沒蓋兒！”

老舍無論在做人還是做事方面，都是個計劃性很強的人，他總是比其他人更早地打算好事情的結果，在孔廟前捱打的前一個星期天，老舍就對兒子舒乙說：“又要死人啦，特別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順便說了說在先前的政治運動中，兩位文化界人士到什剎海投湖自盡的事。老舍站在人生的觀景臺邊上，像一碗被太陽曬熱的糖水，當那清白而烈性的太陽腳底一滑，撲到地平面以下，他便也跟著迅速地涼了。

七

太平湖是城外一個不大有名氣的野湖，離小羊圈衚衕大約半站路，有漁民長年在那兒養魚、捕魚（現在此湖已被高樓大廈所取代）。30年代的時候，老舍靠寫小說掙了些稿費，就在太平湖西南邊的葡萄院給老母親買了幾間小屋。從老舍投湖的位置上往對面西南看，就是老母親過世時住著的房子；往西北看，就是薊門故里，老舍那每月三兩餉銀、天天拎著一個大片兒刀晃悠，身上還帶著一腰牌，上頭寫著“面黃無須”的父親就埋葬在那兒。

1966年8月24日，“和爺爺說再見”。這天一大早，老舍和三歲的孫女道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