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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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普及本讀物。

其實，想要提高作品的可讀性，未必以降低它的學術準確性，或者以辜負讀者的高智商作為代價。正相反，它很可能會對作者本身的智慧及其學術品格形成某種挑戰。因為它要求作者具有一種更開闊、更深刻的整體性關懷和對人類精神價值的敏銳洞察力，把他正在討論的問題放置到人類普遍經驗的認知框架中去定位和講述。想把一本書寫得讓人讀不懂，這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把很專門化的問題表述得使缺乏專業基礎的人也能理解、並且還要使他閱讀得饒有興趣，那就十分困難了。在如何將歷史知識轉化為一般人們的最大程度的共識方面，本書作者的努力應該說是非常成功的。

。　想看書來

從另一種角度看蒙古史：漢譯本代序（4）

對所謂“普及性”一詞，很容易引起誤解。說某書具有普及讀物的性格，決不意味著它就不值得被專業工作者閱讀。專業工作者不但需要廣泛接觸其所從事領域之外的許多“普及性”讀物，而且也完全可以從同一領域的優秀普及讀物中獲得某些專業上的啟發。除了對新近解除禁閉政策的成吉思汗埋葬區的有關資訊，本書所提到的絕大部份歷史事實是我原來就已經瞭解的。但是很誠實地說，這絲毫也沒有影響我在某種新鮮感的推動下，幾乎一口氣看完了這部著作。書裡不時閃現出來的許多銳利見解和生動而流暢的議論，經常會以嶄新的觀念化的形式將舊有的實證研究重新啟用，或者觸發一系列新的細部考察，並由此在很多方面推進我們對那段歷史的理解。“雅俗共賞”一類的表達可能不太準確，但本書確實是一部值得由專業和非專業的讀者群共享的作品。

我們都知道，近代人類社會的世界體系，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對外擴張的衝擊之下形成的。但就舊大陸而言，在近代之前，已經出現過一次維持了大約一世紀之久的“世界體系”；而它正是由成吉思汗締造的蒙古帝國所促成的。三十多年前，有一位學者曾全面研究過這個近代以前的世界體系。本書力圖追尋的，則是這兩個世界體系之間的歷史聯絡。作者用充滿激情和想像力的筆調寫道：“偉大的歷史人物，不能被整齊地卷塞在書皮之間，也不能像受壓的植物標本被熨平。……當事件本身從人們的視野中淡去後，它們的影響還將長期存在。就像一口鐘的振盪聲一樣，在停止敲擊之後，我們仍可以感覺到它。成吉思汗離開歷史舞臺已經很長時間了，但他的影響將持續地縈繞在我們這個時代”。

歷史經常喜歡以“弔詭”的形式來呈現自己的面貌。蒙古對外戰爭的血腥殘忍，它給受害方造成的經濟文化破壞和強烈精神創傷，足以使今天的人們在閱讀相關記載時仍有不寒而慄之感。在把對各地的軍事佔領轉變為持久統治的過程中，蒙古人也施行過不少暴政，做過許多愚蠢和不識時務的事情。本書說他們“對國際主義不斷地顯示出極大的熱忱”，又說南宋軍民“發現，在生活習性和思想感情方面，他們與蒙古人的共同點要比他們與宋廷官僚的共同點更多”。這顯然已屬於太過離奇的“同情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蒙古帝國又確實打破了在它之前存在的此疆彼界所帶來的種種阻隔。要是沒有這個帝國的存在，十三及十四世紀舊大陸範圍的“全球史”，乃至於後來時代歐洲——它之受惠於當日東西方之間的交流，明顯要超過與它相向的另一極——的歷史，也就一定會是別一種樣子了！是歷史的“合力”，將人類所蒙受的很多災難性事件轉換為推動他們福祉的客觀條件。揭示蒙古帝國與現代世界形成之間的歷史聯絡，並不意味著要為當日蒙古對它國的侵略和蹂躪進行申辯。

本書簡略描繪出，包括科技、戰爭、衣著、　商業、飲食、藝術、文學和音樂等等在內的“歐洲人生活的每一方面”，如何“由於蒙古人的影響，而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生了改變”。具有反諷意味的是，恰恰也就是在文藝復興的後期，“歐洲啟蒙運動卻產生出一股不斷增長的反亞洲精神”；而“對蒙古人的詛咒”，則成為批判“亞洲劣根性”的最典型言說之一。此種歐洲中心論的幽魂後來又奇怪地與霸權主義的意識形態貼附在一起。就這個意義來說，作者的有關闡述似乎還是有所針對的。從中國讀者的角度說來，他們對歷史上的遊牧人與定居農耕社會之間相互關係的瞭解，較多的是集中在沿“長城南北”這一軸線而伸延的那個層面上。因此，本書按內陸歐亞草原帶的東西軸線來鋪展的宏偉畫卷，也一定會在體察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的歷史聯絡方面，給他們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認識和啟發。

最後，我要從個人專業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