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與現代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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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意味，以至俄羅斯人將僅僅顯示在郵票上的“蘇勒德”，也當成是一種民族主義復興和潛在侵略傾向的行為。蘇聯對此的反應無比憤怒，他們擔心其附屬國將走上獨立之路，甚或更糟，會站在蘇聯往昔的同盟國、後來的敵人，即蒙古的鄰國——中國一邊。在蒙古，當局禁止發行此郵票，並鎮壓學者。鐵木耳·奧其爾由於表現出不忠罪行，被黨的官員戴上了“企圖將成吉思汗角色理想化”的帽子，當局將他趕下臺，送到內地流放，並最終用斧頭將其處死。在黨內清洗之後，政府將注意力集中到蒙古學者的工作上來，他們被黨誣陷為反黨分子、中國間諜、蓄意破壞者和害人蟲。在接下來的反民族主義的運動中，當局將考古學家珀理（Perlee）強行下獄，並讓他呆在極端殘酷的環境之下，原因只是因為他曾當過鐵木耳·奧其爾的老師，並曾秘密研究過蒙古帝國的歷史。任何教師、歷史學家、藝術家、詩人和歌唱家，如果他們的專業工作與成吉思汗時代的歷史有任何聯絡，他們就將處於危險的境地。當局秘密地處決過部分人。其他的學者們失去工作，在蒙古惡劣的氣候中，與家人一起，被驅逐出家門。他們還被剝奪了醫療保健的權利，很多人被遣送到內部的流放地，這些流放分佈在蒙古廣袤的地曠人稀的不同地區。

在這一整肅運動中，成吉思汗的精神之旗完全消失了，並且可能是被蘇聯當作對蒙古人的懲罰，而將其銷燬了。然而，面對這種殘酷的鎮壓，或許也正因為鎮壓，無數的蒙古學者開始獨立地研究《秘史》，即便身處險境，也要尋求對他們那段被詆譭以及被歪曲的歷史的真正理解。

導言：成吉思汗是位實幹者（7）

蒙古之外，很多國家的學者，尤其令人矚目的是俄羅斯、德國、法國和匈牙利的學者，他們致力於解讀該原稿，並將其譯成現代語言。由於無法使用蒙古內部的資源，他們只能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工作。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一位傑出的澳大利亞古蒙古語學者羅依果（Igor　de　Rachewiltz）的指導下，用蒙古語和英語書寫的《秘史》被逐章逐節地發表出來。同一時期，美國學者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獨立地譯出一個單行本，1982年，翻譯的單行本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然而，要想理解這些原稿，需要做的就不僅僅是破譯符號和翻譯原稿。即便是對已翻譯過來的文字，人們仍難於理解，因為很明顯，它本是為極少數的蒙古皇室內部人員撰寫的，在作者心目中，它的讀者對十三世紀的蒙古文化和地理應具有深厚的知識。要是缺乏對事件發生地點的詳細實地的考察，原稿中歷史的來龍去脈和傳記史的意義，就難以理解。

第二項重要進展出人意料地出現在1990年，即蘇聯霸權主義的瓦解及其對蒙古佔領的終結。蘇軍撤離，戰機飛離，並且坦克也撤走。終於，內陸亞洲的蒙古領域向外界開放了。漸漸地，少數人進入那個保護區域探險。蒙古獵人潛入這個充滿獵物的山谷偷獵，牧民沿著這一區域的邊沿放牧，偶爾會有冒險者非法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有幾支裝備精良的外國考察隊來到那裡，尋找成吉思汗和他的家人的陵寢；儘管他們取得了很多振奮人心的發現，但他們的最終目標仍未能實現。

我本人的研究，最初是考察部落民族在連線中國、中東和歐洲的世界商業史上的作用，以及他們在絲綢之路歷史上的作用。我和一些學者沿著從北京紫禁城、穿越中亞到伊斯坦布林託普卡普皇宮的路線，遊歷了沿途的考古遺址、圖書館，並參加專家會議。自1990年第一次進入到西伯利亞蒙古行政區的布理亞特（Buryatia）旅行，我穿越俄羅斯、中國、蒙古、烏茲別克、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去追尋蒙古人的足跡。我用了一個夏天的時間沿著突厥部落在古代遷移的道路行走，這路線與他們向外擴散的路線一樣，從他們在蒙古的老家遠至地中海的波斯尼亞。然後，大致遵循馬可·波羅的海上航線，我圍繞這個古帝國一圈，從華南到越南，穿越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波斯灣的阿拉伯國家，最後到達威尼斯。

廣泛的遊歷給我帶來了很多的資訊，但並未如我所期望的那麼有助於理解。儘管有不足，但我認為我的研究已接近完成。當1998年抵達蒙古時，透過對成吉思汗幼年時期在這一地區的一些背景資料進行了解，我本以為這只是一個收尾和短暫的旅程，可以最終完成該研究專案。但那“旅程”卻變成了另一個五年的研究，遠比我原來想象的要廣泛深入得多。我發現，蒙古人對從掙脫數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