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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幕式”上把韓山童逮個正著，押住這個造反頭子立馬送縣府開斬。劉福通、韓山童之妻楊氏與其子韓林兒好不容易才得脫。
依理講，擒賊先擒王，韓山童都被殺掉，大事應該不成才對。但劉福通有勇有謀，振臂一呼，旬日之間，得河工數萬人為兵。這些人均頭纏紅巾，一哄而起，殺掉元朝監工，四處攻掠。由於紅巾軍很快攻下朱皋這個大糧倉（今河南固始），開倉放米，馬上吸引饑民十餘萬來入軍。這樣一來，江南大震，義軍四起。
彭和尚聞訊，當然不會閒著，推徐壽輝為主，拉起隊伍，攻克沔陽、武昌、江陵、江西等多處府郡。
幾個月時間內，數支“紅軍”幾乎佔領了西至漢水、東至淮水之間的所有土地，成為元朝的“國中之國”。
元末士人葉子奇在其筆記《草木子》中，給我們描述了這樣一幅元末社會的圖景：
“元朝末年，官貪吏汙。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之為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官吏們）漫不知忠君愛民之為何事也。”
當然，這種景象並非元末才有，實際上自始至終貫穿於整個元代，只不過“發展”到末期，“名目”得到更細的劃分。
政治上自不必講，元朝“四種人”的劃分，是毫無遮掩的民族壓迫。經濟方面，蒙元的破壞可謂“罄竹難書”。北方中原地區的漢族人民最為悲慘，幾個世紀以來，契丹、女真、蒙古，一次又一次浩劫，人口銳減不說，大部分良田變成荒地，昔日衣冠之邦，長久淪為豺狼異域。蒙古人成為中原大地的主人以後，不僅“繼承”了宋、金留下來的大片“官田”和“公田”，把戰爭中死亡人戶的有主土地劃為“官田”，還強行侵奪當地漢人正在耕種的良田，沒為“公田”。然後，慷慨至極的蒙古大汗和皇帝們很快把這些田地分賜給宗王、貴族以及寺廟。
這些奴隸主領主，各擁賜地，儼然是獨立王國的土皇帝，大的“分地”（蒙古貴族在“賜田”以外還有“分地管轄權”），可廣達方圓三千里，戶數可達二十萬之多。由於“分地”有免役特權，寺廟又免納租賦，最後一切沉重的負擔，均轉嫁到所謂的自由民身上。特別在初期，蒙元貴族不喜歡定居的生產生活方式，上萬頃的土地被故意拋荒，使之成為他們思慕夢想中故鄉的“草原”，以供放牧之用。而在其間，供他們殘酷役使的“驅丁”，則完全是沒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奴隸。
在中國南方，除大量人口被擄掠賣到北方做奴隸以外，當地漢族人民要忍受與蒙元上層相勾結的漢族“功臣”或投附地主的壓迫。這些人並不因為自己一直身處南方而在剝削方面稍顯溫情，他們甚至仿效北方那種壓榨“驅丁”的方式盤剝佃戶。
元朝的佃戶與前後朝代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整家整家地可以被田主任意典賣，他們所生的後代仍是男為奴僕女為婢，完全是農奴制的一種另類表現形式。即使在大羅網中星星點點分散些少量的自耕農，仍舊被蒙元沉重的徭役和賦稅壓得喘不過氣來。無奈之下，他們常常又跌入另一種萬劫不復的深淵——向官府以及與官府勾結的色目人借高利貸，即駭人聽聞的“翰脫錢”，這種高利貸的利息有個聽上去好聽的名字：羊羔兒息——一錠銀本，十年後即飛翻至一千零二十四錠——比現在入礦股的官員分的息還要多出數倍。
在如此殘酷的壓榨下，自耕農的破產與逃亡，成為元代社會的常態。
對蒙元帝國大唱讚歌的人們，總是炫耀地聲稱元代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商品貨幣關係：紙幣交鈔是大元帝國惟一合法的通貨，在歐亞大陸諸多地區暢行無阻。但是，這種“暢行無阻”，是基於鐵火強權和刀鋒下的強制。除元初忽必烈時代交鈔尚有基本信用外，這種基本上沒有準備金的紙幣政策只能說明一個事實：蒙元政權貪淫暴政下肆無忌憚的掠奪。
老皇帝忽必烈死後，元朝的通貨膨脹一天比一天加劇。紅巾亂起後，軍費支出增劇，元廷只能天天拼命趕印紙幣，最終使得這些“通貨”形同廢紙。即使是在所謂的“和平年代”，蒙元憑這種紙幣形式不斷地掠奪人民的資產，除支付軍費、征服開支以及維持官僚機構執行外，都是套取現貨輸往海外，換來一船又一船、一車又一車價值連城的寶石、美酒、金銀器、地毯等駭人聽聞的奢侈品。
所以，一部分東西方蒙元史家誇誇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