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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佳節排著隊迫不及待地接踵而至。假如春節已經過去,情人節(清明、端午、三八、五一……明年的春節)還會遙遠嗎?今宵苦短,來日方長。與其兀自沮喪焦慮,何不滿懷對“來日”的憧憬,摟著呼呼大睡的“去日”一起呼呼大睡一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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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教父(1)
第一次聽到黃霑先生略帶嘶啞的聲音以及不懷好意的奸笑,大概是在1980至1981年之間,地點是暨大的學生宿舍,午夜的收音機,大概是商業電臺的節目。黃霑在那個節目裡講了什麼,現在記不清了,除了這一句:“老友,你有冇睇過小電影啊?”
彼時彼刻,小電影我當然還沒“睇過”,我還是一個剛從上海來到廣州不到一年的大一學生。不過,這並不妨礙我當時就在心裡為這聲音下了一個結論:這是一個壞人,傳說中香港資本主義腐朽生活方式的代表人物,大概就是此人吧。
認定黃霑是一個“壞人”,同樣也不妨礙我在內心的更深處對他心嚮往之,即便是壞蛋,也屬於後來我們說的那種“有趣的壞蛋”。後來,我陸續又讀了黃霑的《 不文集 》,看了他的電影——主要包括《 大咸溼 》、《 不文小丈夫 》、《 不文小丈夫之銀座嬉春 》、《 不文教父帶你嫖韓日 》等一系列三級片,他的電視節目——例如《 今夜不設防 》、《 不文騷 》、《 三個光頭佬 》等等。可以這樣說,自始至終,黃霑“不文教父”的角色以及地位在我心目中就從未發生過動搖——我的意思是說,直到最近讀到內地媒體對黃霑去世所作的報道,再根據我個人對黃霑先生的認識,前者顯然需要一段時間來慢慢消化。
我發現,大部分內地媒體這次對黃霑先生的報道評介,從頭到底都在說他寫了多少膾炙人口的愛國愛港歌曲,對以上“不文”作品卻隻字不提。電視臺在北京作訪問時,知道黃霑的人不多,但只要一提《 我的中國心 》,情況便大為改觀。還有網民發帖回憶道:“來自香港的張明敏唱了首《 我的中國心 》,一夜之間便紅遍了大江南北……那首歌的歌詞就是黃霑寫的……當時我就想,這人真厲害。然後就等著他的下一首愛國歌曲出現。”
《 我的中國心 》同樣也激動過我的中國心,但是,就我個人的生活經驗而言,我的中國心同樣也因同一作者傾情演出的“不文騷”而騷動過。張潮曰:“讀佛經宜對美人。”意思是佛經太過出世,面對美人讀之,有助於抵消掉“出世”的消極影響。若以此觀之,觀“今夜不設防”而高唱“我的中國心”,是否亦有助於抵消“不文”的消極影響,可乎?不可乎?實在是一樁難以設想之事。不過,對於從80年代初期開始消費香港流行文化的粵語地區的廣大消費者來說,類似的事情後來一直也沒斷了發生,例如非粵語地區消費者在90年代對周星馳“很有文化的誤讀”。
真的不知道還是假裝不知道,作這樣的追問顯然有失厚道。隱惡揚善,人之常情。問題是,什麼是善,什麼是惡。曾經為人師表者,何以編纂《 不文集 》並再版六十有一?愛國歌曲作者怎堪充當嫖妓導遊?粗口爆棚,又如何在天主堂裡口誦《 聖經 》?有識之士曰:“黃霑是一個矛盾又複雜的混合體,這恰恰就是他的魅力所在。”此言極是,惟一要補充的是,這個“混合體”其實既不矛盾,更不復雜。人性本來如此,至情至性如黃霑者,更加不足為奇。說什麼複雜,道什麼矛盾,不如坐下,飲杯茶,食個包,將這個性情中人的才情表演愛恨交加地細細欣賞。黃霑一直就是這樣一個完整的性情中人。要論人性之複雜、之矛盾,更為合適的例子是最近被李歐梵擺上了學術演講臺的周星馳。
“無論我有百般對,或者千般錯,全心去承受結果。面對世界一切,哪怕會如何,全心儲存真的我。願我一生去到終結,無論歷盡幾許風波,我笑著回答,講一聲,我係我。”這是黃霑生前所作《 問我 》的歌詞。我相信,此數語正是黃霑一生真實或比較接近真實的寫照。站在一個觀眾的角度,一個( 大學文科生的 )中國男人的“真性情”,最起碼被黃霑在戲上表演、發揮到淋漓盡致。2001年,黃霑在“百萬富翁”名人版電視現場竟然把他至愛的女人的芳名“林燕妮”這三個字都當做粗口爆了出來。性情至此,夫復何求?真是爽到了最高點。
說到粗口,有一回我在廣播道附近攔了輛計程車,上車不久,司機就按捺不住地感嘆道:“你上來之前,黃霑剛下車。我真搞不懂,他老人家一路在講手機,粗口不斷,但是一上電視或電臺,滔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