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約束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友姦淫我的妻子自然比敵寇來姦淫要強得多”那樣，對“若無日寇侵華，許紹棣就斷無充當第三者的機會”也作出同樣充分的論證。
愛人不見了，向誰去喊冤，事實上，郁達夫本人在發表《 毀家詩記 》不久之後，已經以非韻文的文體將“家醜和國仇”之間的關係闡述得十分清楚了。鬱曼陀被害後3個月，郁達夫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寫道：“實因這一次的敵寇來侵，殉國殉職的志士仁人太多了，對於個人的情感，似乎不便誇張，執著，當是事實上的主因。反過來說，就是個人主義的血族情感，在我的心裡，漸漸地減了，似乎在向民族國家的大範圍的情感一方面轉向。”
作為一個半新半舊的中國文人，一個不幸戴了（ 或懷疑自己戴了 ）綠帽的浪漫主義作家，詩怎樣寫，話怎麼說，都可以理解。比較難以理解的是後人不斷為《 賀新郎 》所加之新注，代表性的觀點如：“稍有歷史知識的讀者都可看出，最終的矛頭所指並非王映霞，而是那位曾經呈請國民黨中央下令通緝魯迅、郁達夫等人的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他又恰好是在抗日戰亂中闖入郁達夫私生活的第三者，於是這個人在郁達夫心目中就成為反動派和一切卑劣行為的典型……方修先生在《 郁達夫佚文集 》序中也提到，“與其相信不盡不實的回憶，我寧願相信郁達夫自己當時揭露的浙江省某黨官所幹的好事，至少這和我們對於那時代官場的醜惡本質的認識是符合的。”
又，“郁達夫在寄稿給陸丹林的同時，還附信宣告不要稿費，只要十冊書，另外要以他的名義分寄給蔣介石、葉楚傖、于右任、邵力子、柳亞子等，這就更可說明他發表《 毀家詩記 》的目的是為了向政府當局、向社會控拆。”（ 鬱風《 郁達夫——蓋棺論定的晚期 》 ）
1937年8、9月左右，郁達夫在福建“做官”，故許紹棣“在抗日戰亂中闖入”之說雖覺勉強，卻終非空穴來風，但“向政府當局、向社會控拆”之語，就有些言不由衷了。什麼是一個作家稟其道德力量和崇高天職向社會發出的“控訴”？我認為左拉玩的那種才算，因為它向著不公平的司法制度開火，真正檢驗了世界上第一個《 人權宣言 》，最終推動了民主和法制程序。而《 毀家詩記 》的“愛人不見了，向社會去喊冤”與這種結果相比，顯然相距甚遠。
先丟錢，再丟人，最近一個為《 賀新郎 》新增新注的，是臺灣女作家龍應臺。
年初，龍應臺以“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之姿態來到廣州，不幸在舊城遭遇小偷，事後寫了篇文章，題目叫《 一個警察的背後 》：“梁國聚（ 廣東省公安廳長 ）說，廣東一億多人口，只有13萬警察，警力不足是很大的問題……知道了這個資料，對中國警察便不忍苛責，可是，這是現象的全貌，或者只是冰山的一角？”“警察本身的制度，以及制度和整體社會問題的連結與呼應，又如何？”
連串不依不饒的追問之後，又從“戶口制度和城鄉差距的問題嚴重惡化”上升到“國家的根本政治”，文章的結尾，最後更引讀者來信指“只要腐敗依然存在，只要貧富分化還在加劇，只要體制不變，一切仍將繼續”。
普通人丟了東西，也搓火，也罵人，然後該幹嗎幹嗎去；知識分子丟了東西，尤其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公共場合丟了東西，卻不可白丟，至少也得讓普通人付出挑戰自己常識的代價。我也有在廣州遭遇小偷的不幸遭遇，但實在沒有上升到“國家根本政治”的本事。在如何正確對待小偷的問題上，我所能根據的全部常識只有這樣兩項：一、計劃經濟時代，廣州雖不至於路不拾遺，但小偷肯定沒現在多；二、警力比廣州充足，“戶口制度和城鄉差距的問題”沒有中國嚴重的地方如紐約或法蘭克福，隨地小便的現象雖然基本已斷，卻從來也沒斷過隨地小偷。
家醜和國仇（2）
就像郁達夫當年在《 悼胞兄曼陀 》一文中對“家醜和國仇”關係所作的準確闡述那樣，類似的道理，龍應臺自己其實在文前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單身女子，揹著揹包，揹包在後而不在前；站在路口，攤開地圖。這是一個國際‘傻根’形象。那個街口不必是在廣州老城，也可以是羅馬噴泉、莫斯科紅場、華沙廣場、法蘭克福火車站大道……所以我的遭竊絕不足以被解釋為‘中國特色’。”
卿本佳人，奈何技癢？非要添上個“廣州特色”的蛇足。想當年，“先逐寇，再驅雉”者，誠可謂“先丟人，再丟份”也，而龍應臺的這一個版本，豈非“先丟錢，再丟人”乎？
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