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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沒好話可說，自己居然讓他們的眼色搞得如此不安，實在使他氣憤。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一個這麼不在乎別人的人怎麼會這樣受制於別人的想法呢？
也許，這種根深蒂固的對人的不信任感（他懷疑那些人有權決定他的命運和對他給予評判），在他選擇職業時起了作用。眼下的職業使他可以迴避公開露面。比方說，一個選擇政治家職業的人，當然會樂意去當眾指手劃腳評頭品足，懷著幼稚的自信，以為如此會獲得民眾的歡心。如果群眾表示了不贊同，那隻會刺激他繼續幹下去力爭做得更多更好。同樣，托馬斯也受到刺激，不過他的刺激來自疾病的診斷難點。
一個醫生不象政治家，也不象演員，只是被他的病人以及同行醫生所評價，就是說，是一種關上門後個人對個人的評價。面對那些品評者的目光，他能立即用自己的目光回答他們，為自己解釋或者辯護。現在，托馬斯生平第一次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數不清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無法接應它們，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語來回答它們。他聽任每一個人的擺佈，聽任人們在醫院內外議論著他（其時緊張的布拉格正謠言四起，誰背叛，誰告密，誰勾結，傳謠速度快如電報不可思議）。他雖然知道但毫無辦法。他對謠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驚奇，對自己如此病苦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們對他的興趣令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擠迫，如同噩夢中一夥人七手八腳將我們的衣服撕扯。
他去了主治醫生那裡，告訴對方他不會寫一個字。
主治醫生異乎尋常地用力跟他握了握手，說他對托馬斯的決定早有預料。
“即使沒有那個宣告，也許您也能有辦法留我繼續工作吧。”托馬斯竭力暗示對方，他的解僱足以使所有的同事以辭職來威脅當局。
但他的同事做夢也沒想到要用辭職來嚇唬誰。不久（主治醫生比前次更為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幾天來他的手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他被迫離開了醫院。
5
開始，他在一家離布拉格約五十英里的鄉村診所裡混，每天乘火車往返兩地，回家就精疲力盡了。一年後，他設法找一個強些的差事，得到的卻是布拉格郊外某個診所裡更低的職位。他在那裡不可能幹自己的外科本行，成了什麼都乾的通用品。候診室裡總是擠成一團糟，他對付每一個病人還不要五分鐘，無非是告訴他們吃多少阿斯匹林，給他們開開病假條，送他們去找某些專科大夫。他看自己與其是醫生，還不如說是個管家僕人。
一天，門診時間完了，一個約摸五十歲的男人拜訪了他，那人舉止的莊重增添了幾分高貴氣。他自我介紹，是國家內務部的代表，想邀請託馬斯到馬路那邊去喝一杯。
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托馬斯表示拒絕：“我還得開車回家，他們發現我喝了酒，會沒收我的執照。”內務部的人笑著說：“真要碰上什麼事，給他們看看這個就行了。”他遞給托馬斯一張名片（顯然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上面還有部裡的電話號碼。
然後，他大談特談他如何欽佩托馬斯，大談特談整個部裡的人如何難過，不忍心想到一位受人尊敬助外科醫生競在一所偏遠的小診所裡分發阿斯匹林。他讓托馬斯懂得，雖然他不能出來說話，警察是不同意採用這麼嚴厲的措施，把專家們從自己的崗位上趕走的。
從來沒有誰想到過要表揚托馬斯，於是他非常仔細地聽這位胖官員的講話，對那人在醫學方面的知識精確和細節熟悉感到驚訝。當我們面對奉承時，是多麼沒有防備啊！托馬斯無法使自己不把部裡官員的話當成一回事。
這不只是出於虛榮，更重要的是托馬斯缺乏經驗。當你對面坐著一個使人愉快、值得尊敬、有禮貌的人時，你要提醒自己說，他說的都不是實話，沒有一句出自真誠，是不容易的。保持不相信（經常地、完備地、毫不猶豫地），需要有極大的努力和適當的訓練——換句話說，要常常經受警察的盤問。而托馬斯缺乏這種訓練。
部裡來的人繼續說：“我們知道，你在蘇黎世有極好的職位，我們非常讚賞你的回國。這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你認識到了你的崗位在這裡。”他又象責怪托馬斯似的說：“可你的崗位應該在手術檯上才對！”
“我太同意了。”托馬斯說。
稍停了一下，部裡來的人用悲哀的語調說：“那麼告訴我，大夫，你真的認為共產黨員應該挖掉自己
的眼睛嗎？你，一位給那麼多人賜予過健康的人，會這麼認為嗎？”
“太荒謬了！”托馬斯自衛地吼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