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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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現在仍在繼續的罪行視而不見），倒是有可能，大多數共產黨人對這一切的確缺乏瞭解。

但他心裡想，無論他們知道或不知道，這不是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是不是因為一個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難道坐在王位上的因為是個傻子，就可以對他的臣民完全不負責嗎？

我們承認，五十年代初期，某個製造冤案處死無事的檢查宮，是被俄國秘密警察和他自己的政府給騙了。可現在，我們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誕不經，被處死者冤屈清白，這位檢查宮先生怎麼還可以捶胸頓足大聲疾呼地為自己的心靈純潔辯護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個信奉者！難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個信奉者”造成了無可彌補的罪孽麼？

由於這種聯想，托馬斯回顧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親。他知道事實真相後，不認為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他無法忍受這種“不知道”造成的慘景。他刺瞎了雙眼，從底比斯出走流浪。

當托馬斯聽到追隨當局者為自己的內心純潔辯護時，他想，由於你們的“不知道”，這個國家失去了自由，也許幾百年都將失去自由，你們還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內疚嗎？你們能正視你們所造成的一切？你們怎麼不感到恐懼呢？你們有眼睛看嗎？如果有的話，你們該把眼睛刺掉，遠離底比斯流浪去！

這種類比使他如此高興，跟朋友交談時也時常引用，而且表達得越來越準確，越來越風趣。

他和當時所有的知識分子們一樣，常讀一種印數達三十萬份的捷克作家聯盟的週報。這家週報從當局那裡獲得了相當的自主權，而且還涉及一些犯禁的問題。正是這家報紙提出了這個問題：當局執政初期記錄在案的政治審判及其殺人事件，誰來承擔罪責。

即便是這家作家報紙，也只是重複同一個問題：他們知道還是不知道？托馬斯認為這個問題是次要的，於是自己坐下來寫了那篇有關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給了週報。一個月後，他得到了回答，讓他去報社編輯室。簡短的寒暄之後，編輯便開門見山直入本題。他建議托馬斯把一個句子的語序改一改。很快，這篇文章在倒數第二版見報了，登在“讀者來信”欄目內。

托馬斯根本談不上高興。他們為了改變一個句子的語序，不惜叫他務必去編輯室跑一趟，而大刪大砍他的文章卻不請他。這一來，削弱了他的基本論點（使文章變得太圖解化，太過分），他一點兒也不喜歡這篇文章。

這一切都發生在1968年春天。亞歷山大。杜布切克還在當政，他與他那共產主義者們一起感到了內疚，並願意為此而做點什麼。但另一些共產黨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憤怒的民族將把他們送交法庭審判。他們天天到俄國大使館去訴苦，力圖取得支援。托馬斯的信一見報，他們便嚷開了：看看都會出些什麼事吧！他們現在公開告訴我們，要挖我們的眼睛啦！

兩三個月之後，俄國人決定在他們的管轄區內取消言論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間用武力攻佔了托馬斯的祖國。

3

托馬斯從蘇黎世回布拉格以後，繼續在他原來的醫院工作。一天，主治醫生把他叫去。

“我不說你也知道，”他說，“你既不是作家、新聞記者，也不是這個民族的救星。你是個醫生，一個科學工作者。失去你我會非常難過的。我將竭盡全力把你留在這裡。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關於俄狄浦新的文章，這件事對於你來說是極其重要的麼？”

托馬斯想起他們把那篇文章刪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說實話，沒有比這更不重要的了。”

“你知道這件事關係到什麼？”主治醫生說。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兩樣東西得權衡一下：一樣是他的聲譽（取決於他是否拒絕收回自己說過的話），另一樣便是他稱為生命意義的東西（他的醫務工作與科學研究）。

主治醫生繼續說：“迫使人公開收回過去的宣告——有點象過時的搞法。把你說出去的話‘收回’來，究竟是什麼意思？誰能明確地宣佈他以前的一個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現代，是的，一種觀念可以被駁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麼，既然收回一種觀念是不可能的，僅僅是口頭上的，是一種形式上的巫術，我看你沒有理由不照他們希望的去做。一個靠恐嚇專政的社會里，什麼樣的宣告也不必認真。它們都是強迫的產物，任何一個誠實的人都有責任不去理會它們。最後我得說的是，從我個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出發，你該留在這裡和我們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