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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倖存錄》中言之鑿鑿地為他維護過：“（吳）三桂年少勇冠三軍，邊帥莫之及。闖寇（李自成）所以誘其甚至，（吳）三桂終不從。”
而且，崇禎帝死後一直住在北京計程車大夫，皆沒有吳三桂投降李自成一說。比如著《崇禎甲申燕都紀變實錄》的錢邦芑，也講過吳三桂之父寫信招降其子被拒絕的情況：“賊（農民軍）挾其父手書招之，三桂得書不發，入拜謝父，咬破中指，扯裂家書，隨約王永吉借清兵十萬，以圖恢復。”夏允彝、錢邦芑二人，皆是生活在北京被攻陷之時的大明朝。如有吳三桂投降李自成一事，他們自然會大加渲染。
最詳細記載吳三桂對李自成降而復叛的，是錢軹的《甲申傳信錄》，但此書成書於順治十年，原文如下：
三月，（明廷）廷議撤寧遠鎮，並調吳三桂剿秦寇，封三桂西平伯，上（崇禎）手敕諭之。（吳）三桂方奉詔，未及行，而闖寇已陷京師矣。闖（賊）入，各鎮將皆降，三桂道未通，闖（賊）令諸將各發書招三桂，又令其父（吳）襄亦書諭，使速降。三桂統眾入關，至永平西沙河驛，聞其父為賊刑掠且甚。三桂怒，遂從沙河驛縱兵大掠而東，所過糜爛。（吳三桂）頓兵山海城，益募兵議復京師。
即使在這部書中，作者也沒指明吳三桂是接到父親書信後前往北京投降，只講他“統眾入關”，往北京方向行動，更沒有言及他“衝冠一怒為紅顏”的事情。
順治十二年，歷史大家談遷入京修《國榷》，也沒有采納吳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說，反而這樣寫吳三桂：吳三桂上書其父，“父既不能為忠臣，三桂亦安能為孝子，三桂與父訣，請自今日！”義正辭嚴，很有鄭成功斥其父鄭芝龍之風。
再後，自己也加入降官行列的吳偉業作《圓圓曲》，詆嘲吳三桂為女人而“衝冠一怒”，也沒說他帶兵去向李自成投降。有人可能說，詩中紀事，自然不可能太按照實際去寫。但是，吳偉業的筆記《綏寇紀略》，依舊沒有記錄吳三桂有降闖之事。
所以，當時和稍後嚴謹的史家，如谷應泰、張岱等人，均在著作中不收吳三桂降闖之說。
至於《流寇志》、《吳三桂紀略》等筆記小說中所載隻言片語吳三桂降闖的內容，也沒有什麼枝葉可尋，只可當作“小說家言”。
乾隆時期修成的《明史》，是清朝官方欽定的史學著作，只講吳三桂對李自成“欲降”，突出他因愛妾陳圓圓被劫所生的憤恨，並不講他投降過李自成。
真正大肆宣揚吳三桂投降李自成之說的，是爆發“三藩之亂”後的康熙時期。當時，為了暴露吳三桂的“大奸大惡”以顯示其發動叛亂的非正義性，康熙帝在詔旨中大罵吳三桂“委身從賊”，目的完全是政治宣傳。清方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吳三桂塑造成一個反覆無常、惟利是圖的道德小人。
其實，只要看過多爾袞在順治元年（1644年）擊敗李自成後向小皇帝所上的報告，就可以明顯見出吳三桂根本沒向李自成降過：“（李自成）於三月二十二日僭稱帝，遣人招降（吳）三桂，三桂不從，隨自永平返據山海關。”
也正是“三藩之亂”被平滅後，眾惡歸焉，加之吳三桂此人人品確實很差，眾口鑠金，《庭聞錄》、《圓圓傳》、《四王合傳》等筆記小說紛紛渲染吳三桂先降李自成而後為愛妾降而復叛的事情，漸漸的，傳聞、小說，就變成了信史。成王敗寇，吳三桂為人，日復一日，成為完全定型的、胎裡壞的典型樣板。
真正的歷史情況是，吳三桂接到崇禎帝詔令後，並無故意遷延，而是立刻奉詔勤王。他之所以行動遲緩，是因為要顧及把關外人民拖家帶口一同遷入關內，這種仁義之舉，倒真正拖慢了吳三桂一軍的步伐。
李自成攻下北京時，吳三桂應該已進入山海關地區，而非像許多書中所講他還在寧遠城磨蹭。而且，僅僅休整了四天左右，吳三桂就率整軍抵達永平，然後向西前往玉田。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投降了李自成的唐通從居庸關前往山海關接防，途中並無遇見吳三桂，所以不存在唐通代替李自成接受吳三桂投降之事。
在永平、玉田的十多天時間內，吳三桂在獲悉明朝崇禎帝已亡的訊息，徘徊逡巡，開始進行了他自己人生中也是中國歷史關鍵時刻的重大選擇。
從感情上講，從民族情緒上講，吳三桂投靠同為漢人的李自成，又能“父子封侯”，自然是上佳選擇。確實，明廷對吳家不薄，其父吳襄、其舅父祖大壽以及他本人，皆為明朝總兵官。從吳三桂本人來講，在此之前，他一直為明王朝血拼。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