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冷眼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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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年輕入，翁碩柏老師二十九歲，教國文；楊錦鍾老師三十一歲，教英文。

每天早晨，李敖父子倆一同出發，由臺中西區走到北區，中午就在學校吃便當，由於從來沒見國便當，所以兩人買的是一組上下多層的圓送飯盒。第一天上課，當李敖揹著書包，提著這飯盒走進教室時，全班大笑，諷刺李敖是飯桶，李敖大窘，看到別的同學的飯盒只是長方形的一小盒，飯菜皆在其中，再反觀自己的多層怪物，卻像吃酒席、吃大餐一樣，第二天就趕緊換了。

不過李敖的飯盒雖買得大，但用來填滿飯盒所需的錢卻不多，這是李敖一家最為窘迫的日子，為此少年李敖不得不放棄很多娛樂。

一次，班上春假要遠足，因早在大陸就耳聞日月潭之名，李敖乃提議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透過。可等他回家向爸爸伸手要錢時，爸爸無奈地說：“我們家早起刷牙，買不起牙粉，更買不起牙膏，只能用鹽水刷牙，哪有餘錢去日月潭呢？”結果全班在日月潭日月譚，李敖在家裡日月潭。

初二時候，童軍老師王福霖選拔優異學生參加菲律賓的童軍大會，找到李敖，要他繳頭戴童軍帽的照片應徵，那時李敖窮得連照相的錢偶沒有，但又想去，急則思變，就找出在大陸的一張舊照，用毛筆畫上一頂帽子交差。不料畫好了，橫看豎看都像戴著帽子照X光，帽裡的腦袋發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親自送，他就央求班長陳正澄代遞。害得陳正澄和李敖的現代畫一律被老師斥回。老師說，他一輩子也沒見過這種照片。於是，別人在菲律賓菲律賓，他在家裡菲律賓。

諸如此類的窮故事，顯示了李敖一家來臺灣後的貧困程度，雖然爸爸有了職業，但入不敷出，生活仍舊窮困。窮困的原因之一是李敖的爸爸要醫治長年氣喘病，媽媽又要開刀等等，從大陸帶來的一點黃金已變賣殆盡，唯一的模範西巷房子也不得不賣掉。

後來一中給李敖爸爸分配了半棟宿舍，家庭情況才稍有轉機。房子在臺中新北里存德巷十三號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個榻榻米大，外加前後二個小玄關，李敖一家九口住進，擁擠不堪。後來因為長久付不出薪水，傭人老吳轉到別人家去幫傭了，木屋才又騰出另一半，稍覺寬鬆。另一半有十多個楊榻米大，並且廁所不在院子裡而在屋裡，比較像樣一點。這一住就是十三年，這一老宅，橫貫了李敖的中學時代，並且充滿了窮困與灰暗。

但李敖還是比較特殊，在如此擁擠的住房條件下，他竟分到兩個榻榻米的空間，隔了起來，算是他自己的獨立天地，裡面有一桌一椅四壁書，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少年李敖茁壯地快速成長著、辛勤地寫作著，為自己以後的思想超越頑強地奠定著基礎，頑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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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搶去我的第一名”（2）

在臺中一中讀書期間，李敖始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年復一年將主要精力放在讀書上，而學校和同學是無法滿足其“境界”的。在他內心深處，李敖與人頗為疏離，而是保持著一種精神上的傲慢，不大看得起人。

但有中也有幾位讓李敖難以忘記的同學或朋友，其中學問最好的是陳正澄沒，他通中、英、德、日四國文字，後來做到臺大經濟系主任，再後來他去德國留學，要李敖用毛筆寫字送他，李敖揮毫題詩一首：人生何處不相逢，我來臺灣識正澄，同學十載空餘恨，搶去我的第一名。”這首詩完全是寫實的。陳正澄把字帶到德國，一直掛在牆上。

除了陳正澄，張育宏也是李敖最早認識的臺灣同學。四十年後，他以保險總經理的身份，開了兩桌酒席，慶祝李敖來臺四十年。他的國語、日語都講得極好，演講起來，外省人與日本人都發自內心地佩服。

賴憲滄也是李敖的老同學，李敖辦《求是報》時，他還出錢訂閱送人。韓毅雄也是李敖一個聰明絕倫的同學，他在全校考試中是冠軍，下象棋也是冠軍，後來做到臺大醫學院骨科主任，至今猶是李敖的“御醫”。另外還有美男子王新德，為人頭腦細密，李敖爸爸死後，他還寫了一封深情的信慰問李敖，令李敖深深感懷。

除了同班同學，李敖還交了幾個異班好友。張世民高李敖三班，是李敖演講時認識的，他代表高中，李敖代表初中，後來成為好朋友。他為人理性正派，人又漂亮，曾有人打趣兩人是“同性戀”。

高李敖二班今為世界級學者的李天培，是溫柔敦厚的君子，他和弟弟李善培兩人都是李敖的朋友，都是隨父親李子寬老居士到臺灣的。老居士本是老革命國民黨，做過孫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