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真實的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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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隱伏在公署頂樓的輕機槍向人群開火掃射”，“死傷者有七八人”，“後來，政府當局竟謊稱群眾欲搶衛兵槍支。”又，二二八慘案臺胞慰問團於3月14日呈送于右任的《處理臺灣事變意見書》稱：“當場殺死數千人。”顯然過於誇大。見《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第592頁。群眾情緒更為激昂，在各處毆打外省人，同時進佔位於臺北公園內的廣播電臺，向全省廣播，批判政府的貪汙*，號召各地民眾驅逐貪官汙吏以求自存。3月1日，全臺各地紛紛響應，從要求懲兇發展為政治抗爭。警備總部於是下令*。武裝軍警巡邏臺北市區。當日，群眾包圍鐵路委員會，企圖奪取駐警武器，駐警開槍，“致有死傷”。《陳儀報告電文》，《二二八事件文獻續錄》，第376頁。吳克泰稱：“翌日，在北門鐵路局附近，憲兵又開槍打死百姓，有二三卡車之多。我親眼目睹運屍車。”見《周青、吳克泰先生口述記錄》，《二二八事件文獻補錄》，第75頁。鄭劍：《臺灣秘史》稱：當場打死18人，傷40多人。見該書1998年版，第212頁。

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2）

自1945年光復以來，群眾對臺灣國民黨當局的施政本多不滿，例如，在政治上，臺灣與內地各省不同，實行行政長官公署制，行政長官集行政、軍事、財政以至立法、司法諸權於一身，類似於日據時代的總督。在行政長官公署的官員中，外省人過多，臺灣人過少，副處長以上官員僅有臺民1人。《二二八慘案臺胞慰問團呈于右任關於處理臺灣事變意見書》，《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第590頁。全省簡任官214人，本省人僅12人。《楊亮功、何漢文關於臺灣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及善後辦法》，《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第647頁。在經濟上，實行嚴格的統制，煙、酒、火柴等日用品均實行專賣，官辦的專賣局、貿易局幾乎壟斷臺灣的進出口貿易與工業的方方面面，企業家以至小本商人均遭束縛。《臺灣二二八慘案聯合後援會為挽救臺灣危局致於右任電》，《臺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下），第594頁。這一時期，通貨膨脹，物價騰飛；糧價過高，失業嚴重，大批覆員返鄉的原臺籍日本士兵就業無門；此外，官員貪汙腐化；軍隊紀律不良。行政長官陳儀繼承的是一個爛攤子，雖有心求治，也採取了開放輿論等開明措施，但剛愎自用，不明省情、民情。凡此種種，都使臺灣民眾長期憤鬱、壓抑。當時，臺灣民間有“五天五地”之說：即“驚天動地（盟軍轟炸）、歡天喜地（臺灣光復）、花天酒地（接收官員）、黑天暗地（*統治）、呼天喚地（物價飛漲）”。其中後三個短語正反映出臺灣人民的強烈不滿。現在，由於緝私中的處理不當，這種憤懣終於找到突破口，群眾的情緒就像長期執行於地下的岩漿，一朝噴發了。

可以看出，專賣局緝私人員的行為屬於恃強凌弱的暴力執法，而臺灣民眾的行為則屬於抗暴自衛和反對惡劣政治，有其正義性與合理性。但是，一旦群體性事件爆發，由於參加者人數多，成員複雜，自發性強，衝動性強，就很難要求每一個人、每一個步驟都中規中矩，合理合法。無可否認，二二八事件中，有情緒性的打、砸、搶、燒等非理智行為，也有方向性的謬誤。例如，將臺灣民眾和國民黨臺灣當局的矛盾當作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從而激起對外省人的普遍仇視。27日下午，就有人張貼“打死中國人”的標語，高喊：“阿山（外省人）不講理”阿山，意為山豬，對外省人的輕蔑稱呼。、“豬仔太可惡”、“臺灣人趕快出來報仇”，等等。28日，更出現“打阿山”的號召，於是，在這種狹隘的地域主義、鄉里主義情緒的支配下，對“外省人”的暴力行為不斷髮生。太平町的正華旅行社、虎標永安堂，榮町的新臺百貨公司相繼被搗毀，十餘輛汽車、卡車被燒燬，本町、臺北車站、臺北公園、榮町、永樂町、太平町、萬華等地，都有不少外省人無故被棒打或棍擊，或被打成癱瘓，或被打死。這種仇視、攻擊外省人，搶劫外省人財物的現象迅速向板橋、桃園、新竹、臺中、嘉義、臺南、臺東、高雄等地蔓延。至3月6日，澎湖以外的十六個縣市都遭波及。臺中的火柴工廠、菸葉工廠、洋絲工廠、被服廠均遭破壞。新竹縣的工廠、商店損失達236萬餘元。《二二八事件臺中各機關損失調查表》，武之璋：《二二八真相解密》，〔臺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45頁。高雄市未及逃避的外省人被拘禁於第一中學。〔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一），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