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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的另外一篇新聞報道指出，挖出*官員只是治標，如果不清除病根，那麼*還是會再次發生的。最近，《中國日報》還提到，許多逃往國外的*官員都已經把自己的非法所得透過早已移居國外的配偶或者子女轉移到了其他國家。因此，必須建立有效的預防機制。這一預防機制遲遲沒有出臺的原因就在於權力過於集中。讓這些官員出臺政策監督自己的權力無異於“讓鳥做個籠子把自己關進去”。預防體制的建立最終必須要在嚴格的法律框架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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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開放
2009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在向3000名代表做報告時說：“中國要積極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中國的縱向*化程序還將繼續，但是仍將以中國人對和諧與秩序的追求為前提。*進一步解釋說，“我們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他還提到了中國人大與西方議會的三大區別：
l中國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不是西方的多黨制。
l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是西方的“三權分立”。
l全國人大代表具有廣泛代表性，不像西方議員是某黨某派的代表。
雖然中國共產黨仍然是執政黨，但是它已經開始允許更多階層和黨派人士參政執政。過去被譴責為資本家的企業家們也參與到了決策過程中，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胡主席曾經說過：“我們必須挑選和推薦更多傑出的黨外人士擔任領導職務。”
個案和資料一樣，都能說明問題。萬豐奧特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老闆陳愛蓮就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共產黨員。該集團是亞洲最大的鋁合金輪轂生產商，也是全國屈指可數的汽車配件供應商。她的故事不僅是私有經濟蓬勃發展的縮影，還反映了私有企業主政治地位的提升……1995年她加入共產黨，之後還被選舉為十七大代表。在接受《中國日報》採訪時她表示，自己對於當選十七大代表並沒有感到意外：“與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士兵一樣，私營企業主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
自下而上的社會創新
信任是無法透過要求、命令實現的，也是無法用金錢收買的。不管是中央、地方政府還是各類政治機構在做決策時越來越重視關注社會問題，傾聽人民的意見，真正實現人民的參政議政，從而贏得他們的信任。在過去10年中，網際網路作為一項參政議政的工具顯現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第四章中，我們將會提到網際網路引導縱向*資訊流的作用。和在其他國家一樣，在中國各種各樣的網路社群迅速出現，使得人們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各種資訊，從部落格中發現關於寵物、菜譜或者節日問候的各種資訊。
另一方面，政府對來自各個層面自下而上的意見採取更加開放的態度。高層領導之間討論的重點已不再是意識形態上的教條，而是不同社會力量的不同需求。黨的各級書記一直在關注和處理日益嚴重的農民工、農村失業以及有待改進的社會保障網路等問題。各個領域都顯現出很多變化的跡象。
城市官員還面臨另外一個問題：受過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年輕人希望能自己做主而少受政府的干預。胡主席說：“我們必須減少政府幹預和微觀管理。”這說明中國領導層已經充分意識到不必過度干預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
黨內知識分子們也在思考教育體制的改革問題，而且意識到教育是第一要務。中國的教育體制相當嚴苛，過於強調尊師重道，太少鼓勵個人自信；過於強調死記硬背，太少鼓勵創新。胡主席說：“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
農民代表要求政府增加對農業的補貼，政府也的確加大了力度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縮小地區性差異。提高農村教育水平也是農村發展的重點之一。但是，想要真正縮小城鄉差距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04年，就任總理不久的*承諾廢除所有農業稅。在此之前，中國從未把土地免費租給農民。對此承諾許多人表示懷疑，但是*兌現了自己的承諾。2005年，農民開始無償使用土地了。農業在中國GDP中所佔的比重仍然高達10％，而美國和德國的這一比例僅分別為和。農業所涉及的人口數量也是龐大的：43％的中國人在從事農業生產。
最近幾年，憑藉周圍農田眾多的優勢，富錦市宏盛鎮推出了一項“城鄉共建”的計劃。該鎮在跨區域農業機械、推廣農業技術、畜牧業發展、新農村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