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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企業家就已觀察到了他們享受了多年特別條約特權的中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國民黨政府越來越多地加緊控制經濟，包括禁止純外資公司經營採礦業，並強制實行外匯交易控制的更嚴格的規定。
這種自立的新立場是和要求建立與前帝國主義列強新型經濟關係——一種基於平等的關係——的願望相伴而生。從中國人的觀點看，“帝國主義者的剝削”應該立刻結束。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國民政府拒絕承擔因抗日戰爭引發的向外國企業賠償的任何責任。
因此在新中國建立之後，中國人施加給外國企業的那些困難，至少應該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是較早前那種較自信處理方式的延續。然而，除了因為後來的朝鮮戰爭導致的對美國和英國資產的報復性徵用之外，上海的城市管理者大體上規避了直接徵用外國資產，而是更傾向於採用一種“監押”的手段，讓外資企業努力適應新的非壟斷經營局面，直至後者發覺這樣的競爭態勢無法忍受，願意主動交出自己的資產和企業為止。
舊上海 新上海（25）
當年上海最大的公用事業企業法商上海電車電燈公司的命運便勾勒出這樣一幅圖景。全盛時期，該公司曾擁有117部有軌電車，38部電車和74部公共汽車，每年約運送億乘客。解放後，該公司不再享有公共交通中的壟斷地位，日益增加的城市公共汽車和三輪車構成了強大的競爭壓力。1950年，法國人面臨更令他們感到驚恐的局面——蘇聯專家被請來中國，並越來越多地捲入中國的公共交通事業。事實上，中國人引進了蘇聯生產的以美國型號為基礎的無軌電車。
此外，公司還面臨新的政治經濟現實：工資由中央確定，不得隨意解僱工人；服務價格由政府決定——在法國人看來，無法憑這樣的價格抵銷成本；公司利潤存入人民幣賬戶等等。
公司被迫不斷提取其儲備，以抵銷增加中的成本，最後還不得不向中國人民銀行請求金融援助。到1950年中，法商上海電車電燈公司已經向人民銀行借了50萬美金，月息率達12％。這樣一來，公司的進款只能存入人民銀行，並只能用於當局同意的正當目的。
種種情勢的發展，令該公司決定效仿同行英國上海電車公司，向中國當局請求遣返其所有歐洲職員，並主動要求中國人接收其商業責任。
於1953年11月2日進行的對法商上海電車電燈公司的接收，意味著最後一家從事公用事業的外國公司被接管了。監押期基本結束，一個新時代來臨了。
一個居委會主任的沉浮
1949年5月，解放軍進入上海時，水大博在一家洋行擔任高階職員。在建立新政權的最初幾年裡，他先是因為包庇“反革命”同事而被捕，釋放後表現積極，當選為居委會副主任，但沒過多久，他又成了“把持居委會”“對抗政府”的典型。他的沉浮，展現了建國初期國家政權進入城市基層社會的複雜遭遇。
文/國家歷史記者 杜興
1949年5月，解放軍進入上海。當時，水大博擔任一家洋行高階職員。在建立新政權的最初幾年裡，他先是因為包庇“反革命”同事而被捕，釋放後表現積極，“兜得轉”的他參與籌建並當選居委會副主任，但沒過多久，又成了“把持居委會”“對抗政府”的典型，而被“停止工作”。他的沉浮，展現了建國初期國家政權進入城市基層社會的複雜遭遇。
舊保甲
水大博的家所在的一片地方，包括鼎寧、瑞新兩條里弄及靠桃源路的一段街面。這是解放初期的上海，最普通不過的一個里弄。47棟普通樓房裡，住了254戶、957位居民。樓房大多有40多年曆史，“弄內路面破敗不堪”。居民裡有職工234人，攤販46人，工商業者32人，獨立勞動者7人，失業無業90人，其他是家庭婦女、學生和兒童。職工與攤販中，大約十分之二為文盲，十分之七上過私塾及小學，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只佔十分之一，一半家庭婦女中是文盲。
這裡的居民多為普通勞動者，各種身份居民所佔比例，與一般里弄也大致相似。水大博當時擔任某洋行高階職員，早年還戶政管理部門做過英語翻譯。
上海開埠之後，大量移民湧入，形成了華洋雜處、各業匯聚的移民社群，如何將國家權力深入里弄，實現政府對社會的控制和整合，一直是執政者頭疼的問題。
1927年，國民政府擬將華界里弄劃為鄰、閭、坊三級組織，隸屬區公所之下，5戶為鄰、5鄰為閭、20閭為坊，意圖建立基層自治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