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 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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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入庫，原來留存在各單位的鉅額現金和正在流通中的大批現金迅速流向國家銀行，對於收縮通貨，控制投機起了很大的作用。私營銀行和錢莊隨之迎來了一波倒閉潮。

至此，共產黨人已牢牢掌控金融市場，和資本主義較量的下一個陣地將移至產品市場。

難忘的1951

按照共產黨人最初的設想，資本主義工業在新舊體系交替的轉折期，可以臨時起到一種腳手架的作用。國家可以用糧食、工業原料和其他農產品，換取資本主義工業的產品，並保持市場的充足供應。這一政策可以幫助加強工農經濟聯盟，並起到穩定價格的作用。擁有大量技術人員的和管理人員的資本主義企業也可以為國家建設進行人員培訓方面發揮這作用。透過對資本家利潤的稅收和價格控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也可以為國家提供更多的資金。

考慮到國有經濟暫時未成規模，而私營工商業無論在產能、市場網路和提供就業方面的能量巨大，這樣的設想的提出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上海解放初，私營工業產值占上海工業總產值的；私營商業批發額占上海商業批發總額的，私營陸上運輸佔市內貨運量的；零售額佔零售總額的。

然而，雙方一開始的合作難稱愉快。擁有龐大市場網路的資本主義成分在最初的時候似乎更樂於利用自己這方面的優勢來牟取投機性暴利。換言之，共產黨人試圖以一種有序的方式來利用私營工商業原有的市場網路，從而用土改的成果來換取私營工商業產品的努力遭遇了巨大的挫折，這反過來使他們加速建立國營的統購統銷網路和工業生產體系。雙方的“蜜月”恰恰是是在新政權充分掌握了金融與產品兩個市場後才宣告展開。

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被強行封閉後，雙方的博弈集中體現在“兩白一黑”（大米、紗布、煤炭）的產品之戰上，其間種種驚心動魄的刀光劍影在不知不覺中決定了此後數十年中國經濟模式的走向。

1949年6月23日國民黨方面封鎖上海口岸，當時上海存糧不足1億斤，僅夠半個月的消費，存棉只夠紗廠開工1個月，煤炭只夠燒7天。投機商利用外國棉花進口困難和糧煤緊張，掀起了以糧食、紗布、煤炭為主的“七月漲風”。從6月23日至7月30日，整個物價上漲1倍。其中7月11～16日的6天時間裡，米價上漲96％。7月，*中央派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到上海調查研究，由陳雲主持在上海召開了全國五大區的財經工作會議，決定由中財委主持從各地調撥物資，保證上海需要的糧食、棉花和煤炭。透過行政機構採取拋售物資、加強市場管理和配售平價米等三項措施，到7月底物價轉向平穩。

舊上海　新上海（23）

“七月漲風”平抑之後，經過二三個月的平穩時間，又出現第二次較量。在10月旺季到來的時候，投機商以紗布為突破口，掀起了比7月更為猛烈的“十月漲風”，這次以紗布和糧食為主，形成全面暴漲，範圍遍及全國，時間持續達50天，是上海解放以後最嚴重的一次物價波動。從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棉紗上漲倍，棉布上漲倍，大米上漲倍。在*中央和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直接指揮以及全國排程下，11月25日，上海與全國各大城市統一行動，大量拋售紗布，並且邊拋售邊降價，在上海糧食、煤、食鹽等主要商品批發市場上，也與投機商進行物資吞吐博弈，又一次穩住了市場物價，並使投機商“兩面捱了耳光”（一面借的錢要付高利息，一面物價下跌賠了本）。

第三次是1950年的“春節搶購風”。投機商認為農曆新年休息停市過後，到節後開盤時糧、紗價格必定上漲，於是在春節前拚命搶購糧食和紗布，準備在春節開盤後大幹一場。此時在經驗和物資準備方面都很充足的上海市政府，以充沛物資為後盾在開盤後保持原價大量供應市場，不到3天，投機商又敗下陣來。

回眸這段時光，可以清晰發現此後人們耳熟能詳的一些話語和觀念都誕生於此際，比如“統購統銷”，比如“全國一盤棋”，比如對市場波動的厭惡——至今一些史書仍這樣形容那場博弈的成果，“把上海由受投機資本操縱、危害國計民生的市場，改變為國營經濟領導下為發展生產、為人民服務的市場。”

而從更深層面來看，這場因為國民黨封鎖而導致的市場供應博弈還加快了中國經濟內轉的節奏。占上海總供電量的上海楊樹浦發電廠，原來全廠80％以上依靠進口燃油發電，外來油料供應斷絕後，電廠職工把燃油鍋爐全部改建成燃煤鍋爐；原來97％的燃料靠進口汽油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