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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達到目的，必須有材料，但是我們只知道一些皮毛，不夠生動，所以要她們自己來講。……開會前，我們佈置了很多標語，像‘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當時的氣氛很是憤怒的，有人叫口號，*控訴時，一方面掉淚，一方面氣極了。”
為了提高階級認識，教養所還組織觀影。俞欣芝對一部叫《姐姐妹妹站起來》的電影印象深刻。1949年11月，北京市政府一舉封閉了全市妓院。上海導演陳西禾聞訊後，赴京深入採訪收集素材，並很快寫出了劇本。拍攝中他大膽起用業餘演員，從翻身*中挑選老鴇等人的扮演者。電影的情節是，北平近郊農村姑娘大香因家貧生活無著，與母親一起進城借住於舅媽家，以替人縫洗衣服度日，並得鄰居工人尚幼林多方照料，兩人漸生戀情。舅媽為貪錢財，勾結流氓馬三，把大香騙賣到崔氏夫婦開設的妓院，大香不堪折磨。1949年北平解放後，馬三和崔氏夫婦等人被人民政府懲辦。大香等姐妹們終於站了起來，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 想看書來
舊上海 新上海（11）
學政策時，管理幹部再三講外面傳的“送東北開山”是謠言，“政府是要改造我們成新人，先進來的姐妹也現身說法”。病基本好了之後，俞欣芝“開始朝正道上奔了”。勞教所組織她們學文化，同時參加勞動，學機器織襪子。
管理幹部的一個絕招，是讓早進來的*對後來的姐妹施加改造的壓力，又同時給早進來的一個機會，展示她們被改造的成果，這樣就形成了相互的制約和激勵。
雖然*們不能隨意離開這個大院，但她們被允許定期與家屬見面。後來管理所出臺了請假制度。楊潔曾回憶說，“請假是由姐妹小組評審透過讓推出去，另一方面也請家裡和周圍的群眾也做好工作，幫我們考察。”正如學者賀蕭所言，這樣一種制度，依靠的是在國家權威下城市各個階層被動員起來形成的力量。
“其實，我這樣的算是好改造的，畢竟是苦出身。把窗戶紙捅破了，好壞事、好壞人分得清。麻煩的是那些交際花，她們說是‘賣笑不賣身’，其實是假話，騙鬼！她們腦袋裡花花事多，人也邪。有個姐妹和管理幹部說：‘你去過百樂門嗎？吃過大菜嗎？’管理人員只說：‘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當時就讓她下不了臺。於是就罵人，砸東西。”
“可這姐妹如今也工作得很好……在人民政府面前，她不行，差得遠呢。”俞也承認改造的威力，起初她瞧不起楊所長，“事實最後證明她比我們強一百倍”。
賀宛男也回憶說，“後來，我又陸陸續續跟媽媽去過幾次教養所，發現這些女人一點一點地在變。她們不再瘋瘋癲癲地大談男人，而是滿頭大汗地織襪、搖毛巾，休息下來，便唱歌，讀報。有一次，我親眼看到一個女人捧著一張報紙大哭起來，原來報紙上刊登著記者採訪她轉變經過的報道，後來她那失散多年的丈夫按著報紙提供的線索找到了教養所，和她夫妻相會了。”
釋放
1953年，教養所開始陸續釋放改造好的*，標準是政治表現好；疾病痊癒，無惡習；有技術，社會上能接收。家在鄉下，在上海沒有親戚的，一般都送交她們的老家，上海有親人的，被分配到城鎮工廠裡工作。而第三類無家可歸的，由勞教所的一些工作人員陪著，送到甘肅、寧夏和新疆的國營農場中。她們中很多人同意去，因為有結婚從良的機會。
“新疆沒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我們這兒的*無家可歸，*出身找物件也不容易，我們就介紹她們到那裡。……自願報名。1955年到新疆的有500多人。”楊潔曾回憶說。1956年，俞欣芝離開教養所，被勞動局安排到服裝廠。
1958年，該所的使命完成，總計7000多名婦女在這裡接受過改造。自1951年起，在里弄裡，新政府逐漸建立了一套群眾積極參與的監督網，與國家權力相連，使得*和老鴇無處安身，更別說重操舊業。
而那些被改造過的*，政府的意圖是把她們安頓在一個安全的家庭關係中，使她們有一個穩定的工作。但是在後來的回憶中，我們能見到的大都是少量所謂“先進分子”的“今昔對比”，更多的*返回社會後的命運如何，則不得而知。
俞欣芝在“大躍進那一年”結了婚，丈夫是三輪車工人。俞回憶，“介紹人曾和他講過我的事，他同意先見見我再說。我這個人是很直的，頭一次見面我就說：我舊社會是‘萬*’，讓政府教育好了；可是總有汙點，對不起你。這種事成就成，不成不能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