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 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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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叫：媽媽啊，你在哪裡啊，孩子在這裡連通訊給你都不行啊。我坐在那裡，叫警衛營長搬來一個凳子，看著哭。哭了幾個小時，送飯來，盛完了，都潑在地上，沒有一個吃的。”

曹後來找幾個人談話，“她們說，開始哭的時候，是給你們施加壓力，後來是真哭了，當時不知道把我們弄到哪裡，可能要槍斃，也可能抽我們的血，軍隊打仗不是需要血嗎？……沒有一個以為共產黨是來救他們的。”

1952年國慶節前夕，第二批*被收容進來，人數比第一批翻了一番。她們在禁娼令頒佈後仍繼續在街上拉客，或者當酒吧女、按摩女賣淫。“我們弄了幾百人，化裝為嫖客。馬路上一個電線杆子下面一兩個，到處都是。大卡車提前都隱蔽在弄堂裡面。”

做暗娼的俞欣芝，一年來經常拉不上客人，而且提心吊膽，這一次，“正盤算著趁過節撈上一把，不料公安局把我給抓進了婦女勞動教養所”。這些被強行逮捕的女人比第一批難對付得多。俞回憶，“當天夜裡進去千數人，我們大哭大鬧。尤其我這樣的，幹了十幾年，又聽了許多反宣傳，心裡是恨極了。”

顯然，要取得這些*的信任並非一時之功。曹漫之在收容行動之前，就已經作好了詳細的改造計劃：首先，為*醫治性病；然後施以勞動教育，助其新生；嗣後再分別具體情況，妥善處理。

改造

即便是體檢這樣的善舉，*們一開始也不信任。俞欣芝回憶，“新的謠言又傳開了——軍隊在朝鮮失利，傷兵等著要輸血，政府要抽我們的血。”沒過幾天，抽血的人真的來了。俞又吵又鬧，把瓶子也摔了，最後還是讓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她想：“大概得先化驗血型什麼的吧？”過了半天，大夫和幹部一塊兒來了。大夫說：“你患有梅毒，從現在起住院治療”，“我一下子蒙了——原來先來的姐妹的話是真的！共產黨是真要救我！”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舊上海　新上海（10）

不只是俞欣芝，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有一半人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臟病、斑禿癬等疾病，大多數都有毒癮。

上海市政府不惜代價給她們治療，調配各性病診所的師生，在教養所安裝了醫療裝置，需要更復雜處理的病人則被送到附近醫院，費用由政府支付。一則資料稱，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政府甚至從解放軍那邊調撥過來一批緊缺的青黴素。

俞欣芝“抱頭痛哭一場，然後住進勞教所的臨時住院病房”。然而失去自由的她和姐妹們，並沒有因為治病而放棄反抗。她回憶說，“勞教所禁止吸毒，毒癮上來不想哭也流淚。管理幹部講話說‘幫助姐妹們逃出火坑’，我心想：你們把我弄進火坑來了！”

還是1952年，“大概是十月十幾號，好幾百個流氓把勞教所包圍起來了，他們要把我們搶出去。我們在裡邊也拼命往外衝，和管理幹部鬧起來了。管理幹部有規矩，他們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只是死守住大門，比我們先進勞教所的公娟（公開登記的*）已經學習了快一年的時間了，她們先是幫幹部守大門，後來看我們要出人命，就和我們搶菜刀，……後來，外面來了一大批警察，把流氓抓走了，我們也就沒轍了。凡是*全怕警察，舊社會讓他們欺負慣了。”

上海市民賀宛男的母親曾是教養所的分隊長，管著56個*。小時候，她纏著母親去教養所看看，但失望地發現，這些在舊小說裡貌若天仙的女人有的對著鏡子痴痴地照，把頭髮梳了又梳；有的把窄窄的旗袍硬套在胖墩墩的身子上，扭著難看的屁股；有幾個似乎是在談男人，談著談著，竟尖聲怪叫起來：“沒有男人，悶死我了。”她還親眼目擊，有*鬧著要出去，達不到目的就上吊，被管理幹部救下來。

但對這些管理幹部，俞欣芝回憶，“我們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們”，舊社會笑貧不笑娼，我們看那些女管理幹部人人穿個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還不如我呢！’勞教所的所長姓楊，比我大兩歲，是個大姑娘；我們私下說：‘就憑她管我們？她見過屁！’”

治病並不能完全消釋矛盾，改造思想的重要手段還是學習，主要是開憶苦會和學政策。俞欣芝說，“憶苦會上，先進來的姐妹帶頭憶苦，我們後來的也有人憶。我認為憶也白搭，那些髒事誰不知道？苦又怎麼樣？還不是等著讓人家送兵營去當‘共妻’？

而30年後，教養所所長楊潔曾也描述憶苦會的準備過程：我們利用控訴大會啟發她們憎惡妓院、憎惡這種生活、憎惡壓迫他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