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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自然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動盪風雲。在一師期間,他總共花了一百六十塊錢左右,大約有三分之一用在訂閱報刊和買書上面。他每天讀報的時間很長,還常帶著地圖、字典和筆記本。和同學們談起時事,他總是有條有理,瞭如指掌,並且往往充滿著激情。於是就有了“時事通”的外號。這更加深了他那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學校的課堂並不平靜。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贊助袁世凱稱帝為誘餌,提出了吞噬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並於五月七日發出最後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凱政府覆文表示基本接受。訊息傳出,舉國憤慨。一師學生將幾篇反對賣國條約的言論編印成冊,題名《明恥篇》。毛澤東讀罷,在封面上寫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這時,與毛澤東過從甚密的易永畦同學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學友會為他舉行追悼會,毛澤東在輓詩中寫道:“我懷鬱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傘��稈允猿そ#歡�S械閡模�鄙驕〕鷦埂5吹鈾�獻櫻�駁麼歉〖� 閉饈鞘壯ご鎪氖�械奈逖怨歐紓�彩瞧�穹⑾值拿�蠖�糲率旨5淖鈐縭�鰲K��睹鞽芷�販餉嫣獯室黃穡�澩鍃飼嗄昝�蠖�悅褡邐<璧某林賾鍬牽�鴕匝┏芫韌鑫�喝蔚難ё穎Ц骸�
外患常同內政相聯絡。袁世凱緊鑼密鼓地開始復辟帝制。楊度等出面網羅名士,組織籌安會。湘中一度風傳在京謀職的黎錦熙也被拉了進去。毛澤東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寫去一信:“方今惡聲日高,正義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當龍潛不見,以待有為,不可急圖進取”,還勸黎離開北京這塊“腐臭之地”,“急歸無戀”。後來弄清了這是誤傳,他才如釋重負,又馳函致歉。
反袁聲浪日益高漲,就連昔日主張君主立憲的康有為、梁啟超、湯化龍也起而響應。毛澤東當時擔任校學友會文牘,主持把三人有關時局的言論編印成《湯康梁三先生之時局痛言》,在校內外廣為散發。已從一師畢業的陳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八時接潤之兄書,並承賜《湯康梁先生之時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凱死了。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宣佈恢復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控制著北京政權。曾參與策劃護國戰爭的梁啟超,轉而致力於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發革命危機。毛澤東對袁世凱稱帝深惡痛絕,但對袁氏所培植和依賴的北洋軍閥並沒有清楚的認識,因而很贊成梁氏的主張。六月下旬,他趕回韶山看望病臥在床的母親,因南方軍隊在銀田寺一帶騷擾,被阻隔途中,越發認為政局應該穩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兩次寫信給蕭子升,陳述對時局的看法。他說:“國局自上月三十日約法、國會、內閣三大問題解決後,南方相繼取消獨立,撤除軍務院,漸趨統一。此由於南部諸英之深明大義,和段氏之中樞斡運,黎公之至誠感人,其力尤多。……中央舉措,究可佩服。”這裡,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諸英”列在一起來稱讚。
湖南人這時驅逐了袁世凱任命的都督湯薌銘。他列舉驅湯後的一些消極現象,諸如“暴徒乘機報復”,“自推長官”,無視中央而不得統一等,憂心忡忡地覺得“湘省之禍,比之辛亥為烈”,“殺機一起,報復未已。法蘭西之禍,最為可懼,不意此次竟演此惡劇”。看來,在反袁前後,毛澤東對國家和政府的看法還處於彷徨時期,露出了後來一度信奉過的“無血革命”的端倪。
當時,國內報刊傳出日本大隈重信內閣將要改組的訊息。大隈重信是製造《二十一條》的罪魁,許多人希望他下臺後日本的對華政策會有所改善。毛澤東卻在七月二十五日給蕭子升的信中說:“無論何人執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而且斷言:中日之間,“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爆發。這位二十四歲的師範生果然言中。
如果把毛澤東在一師的學習生活分為前後兩個階段,那麼,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轉折。前期,他更多地關注傳統典籍。後期,他把重點放在哲學、倫理學上,社會實踐也更加廣闊和豐富了。不管在前期還是後期,他學習的目的都是為了尋求救濟時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內容發生了變化。
這個變化,和當時的思想界狀況是息息相通的。
辛亥革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