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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王夫之對湖南學風有著巨大影響。他是湖南衡陽人，早年就學於嶽麓書院，晚年因隱居在石船山，世稱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學術上能獨樹一幟，富於批判精神。他崇尚實學，主張“理依於氣”，強調“行”在認識過程的作用，頗能開一代風氣之先。
近代湖南，還出了一個曾國藩，和以他為代表的“中興將相”集團，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羅澤南、曾國荃等。他們也都曾受教於嶽麓或城南書院。一方面執守理學，同時又師承王船山的實學。曾國藩便著力傳刻《船山遺書》，糅和理學與實學，貫通內聖和外王。他鎮壓太平天國時打著“保衛名教”的旗號，同時又嚴格地整軍治政。他還是早期洋務活動的代表人物，影響很大。
一心修學儲能的毛澤東，自然受到這一濃厚的文化土壤的強烈感染。他一跨進一師大門，就體會到這種特殊的氣氛。每逢集會，學生們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嶽麓東，城南講學峙其中。人可鑄，金可熔，麗澤紹高風。多材自昔誇熊封。男兒努力，蔚為萬夫雄。”
楊昌濟也是嶽麓書院的畢業生。在他的倡導下，研究船山學問在一師成為風氣。毛澤東尤其用功，還經常到楊的好友劉人熙創辦的船山學社聽課。同時，還細讀了《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日記》。《講堂錄》裡抄寫了好些曾國藩的話，如：“滌生（“滌生”是曾國藩的號——引注）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看來，他很贊成紮實、厚重的人生風格。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曾國藩還是個既“傳教”又很能“辦事”的人物。稍後，他在一封信中同時提到曾國藩、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幾個近代風雲人物，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④。
重視經世致用的湘學士風，表現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實事求是。
這個命題出自班固的《漢書·河間獻王傳》，本意是做學問要注重事實根據，才能得出準確的結論。一九一六年，在嶽麓書院辦學的一位校長，把這四個字寫成碩大的橫匾掛在講堂正門。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利用假期兩次入嶽麓書院寄讀，這塊“實事求是”的匾額自然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後，毛澤東對“實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釋，並把這四個字寫下來嵌在延安中央黨校的大門口。
湖南一師規定的《教養學生之要旨》裡，專列一條：國民教育趨重實際，宜使學生明現今之大事，察社會之情狀。毛澤東沿著注重實際的路子吸吮傳統思想中的優秀遺產。清代唯物主義思想家顧炎武以“實學”代替“理學”的主張，王夫之“行先知後”的學說，顏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討論，盡有千萬義，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觀點，都影響著毛澤東。他在《講堂錄》裡記下不少這方面的言語，如：“實意做事，真心求學”；“古者為學，重在行事”；“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還特別說到顧炎武，推崇他“經世要務，一一講求。……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
耳濡目染，手寫心記，強化了毛澤東對社會實際的重要性的認識。他常對同學們講，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這無字之書，就是實際的社會。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當時已從一師畢業、在楚怡小學教書的蕭子升，各帶一把雨傘、一個挎包，裝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和文房四寶，外出“遊學”。湖南俗話，稱“遊學”為“打秋風”。指窮知識分子靠作點詩，寫幾個字，送給鄉里的土財東，換幾個錢餬口，形同乞丐。毛澤東他們沒帶分文，歷時一個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遊歷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個縣的不少鄉鎮。途中，結交了農民、船工、財主、縣長、老翰林、勸學所所長、寺廟方丈各色人等，寫了許多筆記。回到一師，讀過毛澤東遊學筆記的同學，說他是“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為了紀念這次旅行，他和蕭子升還換上游學時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館裡拍了一張照片。這樣的“遊學”，毛澤東在校期間還進行過幾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岳陽、平江、瀏陽幾縣，遊歷了半個多月。他日後養成的調查研究作風，從這裡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國社會這時正處在劇烈的動盪中。毛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