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恥－日本的島國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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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恥感產生的條件之一就是集團的獨立性較弱，從集團內部成員的角度出發，集團成員在集團中屬於“半從屬”狀態。這種社會結構特徵很早以前就存在於日本社會，但是隨著傳統行為模式支配下的民俗社會的解體，這種“半從屬”表現得更加明顯。

在民俗社會，社會成員間來往密切，對同一事物的認知也因環境的限制而趨於一致，不容易產生分歧。在這種社會結構中，羞恥感產生需要的敏感的自我意識也沒有形成，因此，沒有形成羞恥產生的土壤。只有弱化集團的獨立性，使社會的有機結構不斷發展，衡量人們行為的標準從善惡改為優劣，才能形成易於羞恥產生的基礎。從這一點來看，在工業化迅速發展的大眾社會中，羞恥感才易於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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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羞恥，一種社會模式的制約（3）

一般而言，在這種社會中，對社會成員的評價標準會因情況的不同而不同，正因為標準的多樣性，才讓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們在做任何事的時候都在擔心自己是否能夠實現自己所肩負的期待。一旦所做的事情以失敗告終，就會招致大眾的非議，也會讓當事人感到恥辱，因此，羞恥也有了約束人行為的功能。

大眾社會是一個社會關係範圍廣泛而且錯綜複雜的社會，在其中生活的人們，如果終生都保持一種孩子式的害臊和忸怩就很難融入社會，所以只有接受各種各樣不熟悉的眼光的歷練，才能成為真正的社會人。因此，大眾社會具有誘發羞恥產生的因素，也具有抑制羞恥產生的因素，但是大眾社會促進羞恥產生的因素往往被人忽略。

明治三十年代產業革命以後，日本社會迅速城市化，同時民俗社會迅速解體。

明治維新時期，維新派“活用”了天皇的權威，靠著威迫幕府將軍的“大政奉還”和“王政復古”的行動，把天皇樹立為支配人民的絕對君主，形成了天皇制國家，並仿照西方國家建立了近代行政機關。在“家國一體”觀念的支配下，日本的近代的行政制度有著很強的家族性，伊藤博文還提出過日本社會就是一個“鄉黨社會”的觀點，認為“家”和“同族團”是社會政治制度的基礎。這些行政機關作為政治的中間層將官僚制統治貫徹到社會底層，同時又將底層民眾的要求有組織地反映給統治階層。他們同時充當著統治者和民眾代表的雙重媒介的角色，他們一方面貫徹近代的、統一的官僚統治，另一方面保護著底層的未分化的共同體，同時執行著相互矛盾的任務。

明治三十年代以後，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明治時期的家族式官僚體制統治下的政治機關無法充分發揮作用。城市化的加劇使人們離開農村奔向城市的趨勢也逐漸明顯，對個人價值認同的提高使個人主義滲透到地域共同體中。民俗社會中類似的價值觀、人生觀受到了嚴重的衝擊，集團內部的物質和精神基礎也遭受到了威脅。在這種社會情況下，強化近代的行政制度，培養地方政治的中間層來保持地方共同體的完整被提上日程。

這樣，明治前期的中間集團比後期的獨立性相對增加。中間層的媒介作用得以充分發揮，統治階層就能較好地和被統治階層接軌。明治前期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立身處世觀就源於這種接軌。如果某個人為國家做出了貢獻，不僅會得到天皇的獎賞，家鄉的人也會給他以很高的評價，還會被當作英雄看待。

人們的所屬集團給予的評價，被認為是在社會上是否取得成功的標準。成功的人和想成功的人在自我意識中也有兩個標準來衡量自己，一是所屬集團如何評價自己，再就是從統治階層的角度觀察自身。在這樣的社會中，恥和名譽被看得比生命還重要，但是羞恥觀卻不普遍。因此，和明治後期的人相比，明治前期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日本人的社會性格中，有不拘於羞恥的剛直的一面。

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工業化與城市化程度的加深，社會中間集團作為民眾代表的功能逐漸弱化，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心理上也漸漸產生了不安。城鄉差別逐漸增大，地方和中央之間並出現了明顯的分界線，人們也開始意識到這兩種不同視線的存在。過去被奉為人生理想的立身處世也逐漸失去了吸引力，甚至懷有這種思想的人內心也感到些許的內疚。在成功者和要成功者的人的心中，會因為失去了對所屬集團的歸屬而逐漸產生模糊的背叛感和淡淡的鄉愁。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世界的強大讓日本人看到了“強權即公理”的社會規則，並逐漸產生向西歐看齊的想法，提出了“脫亞入歐”的口號。但是西歐人的行為方式和日本人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