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恥－日本的島國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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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文學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表現日本社會成員塑造自我過程的作品和學派。從那些作品不同的側面，可以剖析日本的社會問題，尤其在近代自我的形成方面都表現出同一觀點，即近代自我的形成都是在同“家”的對抗中形成的。日本的近代文學也是透過描寫那些離家出走或想要出走的人才確立的。

西歐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中堅力量——資產階級家庭，是培養近代自我的重要場所。在過去的任何一個社會中，都沒有出現過像資產階級家庭一樣，家庭成員之間相互隔離、彼此尊重對方隱私的家庭。

西方學者認為，家庭是學校、教師和朋友等所有影響兒童性格形成的因素中影響力最大的。在西方社會中，家庭是不對外部開放的密室，在這個密室中，孩子的房間被牆壁隔開，與父母的生活隔絕開來。對孩子來說，父母除了有時候會對他們進行嚴厲而抽象的管教之外，是過著與自己完全不同生活的人，對他們的人生也不會有任何實際意義的指導。在父母向孩子們灌輸了要正直、勤勉、自我反省等一些脫離社會實際生活的概念之後，孩子就會變得內向和善於思考，近代的自我因此而形成。西歐的資產階級家庭正是透過將孩子和外部世界隔離才培養了孩子獨立、自我的性格。

日本社會的家庭難以脫離社會而存在，都處在一種擁有很強連帶性的組織之中，家庭的獨立性和隱私就很難得到保障。日本的家庭隸屬於更大的集團單位，如同族、近鄰或村落等，這種家庭間隔較少的社會結構同孤獨、擁有沉重壓力的資產階級社會相比，也許更好一些。但是相對的，在這種家庭間聯絡密切、沒有密室化的社會中，也不會形成近代自我。所以，形成自我，就必須脫離“透風”的家庭，所以說日本的近代文學是透過反對“家”才形成的。但是從另一個層面說，形成近代自我過程中要反對的並不是家庭本身，而是反對透過家庭滲透進來的外部社會的輿論和權力。

日本家庭的獨立性弱和早期日本社會村落共同體形態有很大的關係。日本的村落形態是典型的亞洲式村落，自古以來都是以種植水稻為主，在管理水利的同時，還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種植莊稼，形成了家庭間勞動力的互相調劑，一種相當於共同體的勞動組織。從這一點來看，作為經營單位的農戶沒有足夠的獨立性。

歐洲中世紀時期形成的日耳曼村落共同體，由於土地私有的基本原則，各個家庭在森林中是獨立生活的。即使發揮共同體作用並做出某些決策的機會，也都是圍繞如何分狩獵地、放牧地等問題進行的。相對來說，日耳曼村落共同體中農戶就有很強的獨立性。

在集約型農業下，人們對土地的依賴要大於對勞動力的依賴。在日本自然經濟為主，即粗放型農業下，同土地相比人們更依賴勞動力、家畜和勞動工具。在這種情況下，對勞動力的依賴就造成了人與人之間來往密切，家庭與家庭之間緊密相連，獨立性較弱，處於個人和社會之間的村落或其他集團的獨立性也較弱。另外，村落內部難以獨立的低下的生產力，也是造成整個村落無法獨立的重要原因。

隸屬於獨立性較弱的集團的成員，很難從集團內部獲得安全感，尤其在集團內部成員對個人價值的過低評估所帶來的無力感，讓他們更加不信任所屬集團，在心理上總是有種想依賴外在社會的衝動。集團成員對外來事物接受的態度，更加促進了外來事物的滲透，此時集團這個阻擋外界事物的堡壘形同虛設，絲毫沒有起到防風避雨的作用。不過日本人仍舊相信自己所屬集團的保護力量，至少可以說是想要信賴、依靠。有人將這種對集團所屬的形態稱之為“半所屬”，而這種“半所屬”的社會結構正是恥文化產生的基礎。

集團成員在所屬集團中的所作所為，隨時都會受到集團內部和集團外部的監視，一個人在集團內部建立自己的人際關係，也會因意識到來自外部的實現而羞愧。日本的家庭成員在家庭以外遇見親人時也會產生難以名狀的羞愧感。同時，當集團成員在外部社會與人建立交往關係時，也會因受到來自集團內部視線的監視而感到羞愧。因為人們覺得依照自己喜好或普遍性的原理來建立關係可能會被別人看作是為了追求個人利益，每當有人想表達高於普通人的意識的想法的時候，都有人用一種批判的眼光試圖從這種表達背後看到某種對現實利益的追求，羞恥感也因此而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