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

第47部分 (第3/4頁)

時中國正在大張旗鼓地宣佈毛的新路線：“百花齊放”。就像“偉大領袖”的其他創舉一樣，這裡當然也有歷史先例的引證：古代某個時候，中國某個皇帝為了鼓勵在文學、藝術、詩歌、繪畫中的多樣性，稱自己的統治為“百花齊放”。所以，現在1956年匈牙利暴動之後不久，毛決定在紅色中國宣佈“創作自由”。這顯然是不對的，因此，在中國期間，我打聽了這個新鮮事物是如何實際得到貫徹的，因為其他共產黨掌權的國家裡從未聽說過類似的東西。 文化部的高階官員們使我相信，一切都非常之好。據稱，創作人員一個個熱情高漲。出現了新作品，舉行各種政治辯論，準備開拍諷刺電影——一句話，一切繁榮，大家都為此感到喜悅。 同？時，《人民日報》經常刊登一些有關領導與被領導者之間相互關係的分析文章。要在莫斯科的話，這些文章起碼會被稱作“大有問題的”。即便這樣，《真理報》時不時地轉載一些中國出版物上的類似文章。 在北京與作家、記者、畫家、大學教授談話時，我得到一種印象，即在他們的創作活動中任何宣傳部都不加干涉，因此他們可以自由表達自己的非正統思想。 在正式採訪朱德元帥的過程中，我努力地想弄清楚，宣佈的創作自由的路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認真的。元帥不僅確認了毛的這個獨創的不可移易，並且對其必要性作了一番論證。以匈牙利為例，他宣告說，社會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必須從這個事實得出結論，即匈牙利的勞動人民支援了暴動。朱德繼續說，這意味著，在某個地方觸及到了國家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因此，代表工人階級的共產黨必須研究，他們犯了哪些錯誤，並努力得出相應的結論。 “我們不打算，”朱德元帥總結說，“給兄弟黨提任何建議。但自己得出了結論，並規劃了一系列措施，部分地在‘百花齊放’的路線中得到貫徹。” 在此次中國之行期間，我到處打聽，首都之外如何實現“百花”的政策，總是得到與見到朱德元帥時聽到的大致類似的說法。顯然，外省的領導得到了相應的指示，並十分清楚如何回答外國訪客。自然地，我就這個“新路線”也問了周恩來。他表示，這是個十分重要的、計劃長期進行的政治試驗。而後，像朱德元帥一樣，將“百花齊放”的口號定義為匈牙利事件所提示的措施之一。 在中國旅行將近半年期間，我每兩週便向自己的雜誌發回一篇札記。由於《新時代》雜誌的特殊性，雜誌上刊登的文字不受事先的新聞檢查，我的文章立即付排並馬上刊登出來。我有關“百花”的札記也刊登了出來，並立即引起了外國記者的關注，何況此外任何另外一家蘇聯報刊均未涉及到這個題目。 我似乎可以為這樣一個成功的新聞高興了。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我剛剛回到莫斯科，便要我去蘇共中央見當時負責宣傳的中央委員會書記葉卡捷琳娜·福爾採娃。 她立即批評我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您怎麼能夠，”她火冒三丈，“寫出這樣一篇有害的文章？您在中國發現的是什麼百花？您有沒有在我國或者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聽說過這種東西？並且，編輯部不跟我們商量，就能夠刊出這樣有缺陷的材料？” 很快，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猝然降臨，九十九朵花被割掉了…… 只剩下了一朵，還是那個共產主義的小花朵。 上面提到的札記，後來編入了我的書《從松花江到北迴歸線》。有關“百花”的那篇札記，裡面當然沒有了……&nbsp&nbsp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與內森·洛克菲勒的交往（1）

美國最富有的億萬富翁內森·洛克菲勒當著我的面按了一個按鈕，世界上最早的電視雛形便展示在了我的面前。 為了跟英美軍事代表團的軍銜保持對等，斯大林大筆一揮，就將我們代表團的一位海軍上校變成了“海軍上將”。 擔任美國副總統的洛克菲勒，以私人名義請我轉告莫斯科美國將從越南撤軍的步驟與要求…… 1944年我第一次去美國時，便結識了象徵著美國資本主義的著名家族的代表人物。那年夏天，在首都附近的杜巴頓－伊科斯莊園裡，蘇聯、美國、英國三大國舉行了反法西斯聯盟會議。會議上，研究了國際安全組織，也就是未來的聯合國的憲章。 我當時擔任由葛羅米柯率領的蘇聯代表團的秘書。我們與英美代表團的秘書——安吉爾·希斯和格萊德文·傑布密切合作。由於在會議上，大量的問題中間涉及到拉美國家，其中包括阿根廷參加未來組織的問題，擔任羅斯福總統中南美問題助理的內森·洛克菲勒出席了數次會議。 會議的日程十分緊張。但是，每逢星期天，主人總會給我們安排一些遊覽和娛樂節目。有一次，在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