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私人翻譯回憶錄

第46部分 (第3/4頁)

付沙皇和臨時政府的債務，只有這樣才會談到承認。契切林堅決反對滿足這些要求。在談判者身後隱約可見戰敗國德國的影子。重要的政治家之間保持著正式和非正式的聯絡——英國首相洛德·喬治，法國外長巴圖，德國總理維特，德國外長拉特瑙。操熟練英語、法語、德語和義大利語的契切林也在進行非正式會談。西方列強企圖將蘇俄孤立起來。但契切林有所突破。他向被英法虐待的德國提出誘人條件。德國外交部負責東部事務的馬裡察說服拉特瑙接受蘇俄的條件。維特也表示同意。1922年4月16日，簽署了拉巴羅條約。德國與蘇俄之間的外交和領事關係迅速得到恢復。 我問維特，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當時的局勢的確非常緊張。全部的問題在一夜之間談妥，黎明之前簽署了條約。它具有爆炸性。英國和法國人非常憤怒，要求撤銷協議。我們的情況也不輕鬆。埃伯特總統傾向於跟西方盟國達成協議，因此我們費了很大的努力才說服他。但整體而言，這是個好的、正確的條約，它使德國鬆了一口氣。” “總理閣下，您在我國受到尊重，正是與您本人在簽署拉巴羅條約中的作用有關。” “那麼，我對此表示感謝。” 我們告了別，然後我前往“帝國”飯店，以便將這次談話詳細記錄下來。 回到莫斯科的次日，我向莫洛托夫彙報了與約瑟夫·維特的見面，並將談話的記錄交給了他。 莫洛托夫快速看了一遍之後說： “我以為，您的任務完成得不錯。有什麼打算？是不是想回到部裡來？” 我沒有信心是否會得到類似的建議。但以防萬一還是仔細考慮過一遍。現在，記者的工作完全能夠使我滿意。這裡也比外交部有更多的自由，更多的自主性和表現主動性的機會。無論給我什麼樣的職位，在經濟意義上編輯部要好得多。更何況在經過多年的被貶之後重拾舊事似乎不太愉快。我謝過他的建議，並說願意繼續作記者。“您自己定吧。”莫洛托夫沒有堅持。 我需要在雜誌上發表有關世界和平理事會維也納會議的報道和對維特的採訪。但迄今為止，我一直用的是筆名，而去維也納以及向維特自我介紹則用了真名。所以我不得不請示莫洛托夫怎麼辦。 “您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他果斷地說，“再沒有必要用筆名了。” 莫洛托夫不再為我擔心了。貝利亞已經被槍斃。可是，莫洛托夫熟知我們官僚的習性，認為有必要再保護我一段時間：他將我列入了1954年印度###問題維也納會議和1955年夏維也納高峰會議記者組的名單，以及1955年“冷戰”開始以來第一個訪問美國的蘇聯七人記者組。 接下來一切便自然而然了。 至於維特的建議，他所談到的許多東西得到了實施。1954年在柏林舉行了兩個大國的外長會晤，當年夏天舉行了印度###會議。接著，1955年與奧地利簽署條約，佔領軍撤出其領土。此後，阿登納訪問了莫斯科，蘇聯與聯邦德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德國戰俘回國……&nbsp&nbsp　。　想看書來

在北京（1）

蔣介石政府的顧問鮑羅廷親口向我介紹了“西安事變”的秘聞，以及有關周恩來的個人情況。 由於我採訪的名單將周恩來列在第一位，他只能用“巧遇”的方式在劇院裡會見我。 我記錄中國之行的書用中俄兩種文字出版。 回到莫斯科，一位驚人美麗的姑娘打破了我對女人的特殊原則。 籌辦《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的外文版，是從尋找高水平翻譯開始的。莫斯科有兩個機構裡的翻譯人才較多：後來改名為《進步》的外國文學出版社和《莫斯科新聞報》的編輯部。這家報紙的俄文版僅出幾份，為的是中央宣傳部的領導能夠對文章的內容進行監督。很少有人知道有俄文版的存在。一般人說起來就是——《MoscowNews》——以為它只有英文版。該報的主編是鮑羅廷——我正是找他諮詢。 我剛開始對定期出版物的特殊性一無所知。鮑羅廷和他的員工們態度友善，隨時準備幫助我弄清新事物的奧妙之處，結果我實際上在《MoscowNews》實習了幾周。對我來說，這是非常方便的，因為報紙的編輯部和我住的房子都在莫斯科維街的同一棟樓裡。 我跟鮑羅廷成了好朋友。對我而言，與他交往特別有教益，有意義，尤其是當我得知他就是那個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名字經常出現在各國報紙上的鮑羅廷。當時，他是我們駐中國蔣介石政府的顧問，在調解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衝突，以及組織他們協力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工作中發揮了巨大作用。當日軍佔領了中國大部分領土，政府搬到重慶之後，鮑羅廷也到了那裡。他的官邸緊挨著周恩來領導的中共代表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