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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隻耳朵聽，一隻耳朵出。
聶榮臻見林彪臉色不好看，於是放慢語調，和言悅色地說：
“你不要小看目前這幾個破窯洞，它終歸是個根據地，是我們的落腳點，我們不是經過兩萬五千裡才找到了這幾個破窯洞嗎？你去陝南，搞不好，連破窯洞也找不到。你別以為四方面軍曾經從那裡經過，打過遊擊，條件會好，我看綜合各方面條件來看，不見得一定會強過陝北。”
聶榮臻這番推心置腹的話，林彪根本沒有聽進去，但他也未再作爭辯。對這些批評和勸告，他素來不屑一顧。林彪只相信自己，“人的上帝是自己”，這是他多次重複過的一句引以為訓的格言。林彪在談論戰爭和指揮藝術時，曾經這樣講：
只要有信心，就會勝利。你必須儘可能少依賴別人。不管別人是多有經驗，力量有多大。這就是要領。
由此可以看出，林彪的性格中充滿了自滿、自信，有時甚至是倔犟。一旦形成自己的觀點、看法和思想，他就不輕易放棄，不輕易退卻，這使他在跟隨毛澤東的漫長歲月中經常與毛澤東發生衝突，思想上經常產生歧義。因此，他獲得了一個較為恰當的外號：“搖擺不定的毛派分子”。
這次，林彪關於率部單獨到陝南打游擊的想法未能堅持下去，最終放棄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於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突然來到陝北的緣故。
張浩，又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33年，張浩化名李復之赴莫斯科，擔任了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的代表。在莫斯科，張浩參加了共產國際1935年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並參予制定了在中國建立統一戰線的總政策。為了傳達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示，恢復已經與中共中斷了一年多的電訊聯絡，共產國際決定由中共代表團派人回國，擔當此重任。
從蘇聯回國，有三條路線可供選擇，即可從東北、新疆、內蒙古三個地區的中蘇、中蒙交界處入境。在當時，東北已被日軍控制，新疆路途太遠，只有假道蒙古入境較為方便。但從蒙古入境卻要穿過浩瀚的沙漠，闖過層層關卡。最為艱難的是，回國的人身上不能帶一片紙一封信，必須把所有檔案印記在腦海中，抵達陝北後再口述出來。因此，派回國的人一定要立場堅定，勇敢機智，有應付敵人的豐富經驗。同時，此人還要在中共黨內有一定聲望，被國內同志所熟悉和信任。
經過慎重考慮和反覆權衡，張浩被選定擔當這項任務。
張浩花了半個多月的時間把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主要檔案和共產國際對中共中央的指示背熟，然後取道外蒙回國。他一路上忍飢挨餓，過關闖隘，於1935年11月趕到定邊，隨後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
張浩一回國，就立下了殊勳，贏得了黨內廣大同志的信賴。這不僅僅是由於他全面地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在中國建立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指示，更重要的，還在於他代表共產國際強有力地支援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批判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為兩個方面軍的再度會師奠定了基礎。
張浩回到陝北黨中央之前的1935年9月，毛澤東帶中央紅軍北上後，張國燾一意孤行，帶領紅四方面軍和原屬紅一方面軍的第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南下，並於10月5日在（四）川（西）康邊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通令撤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和通緝楊尚昆、葉劍英。12月5日，張國燾發了一封長電給陝北黨中央，狂妄地要黨中央改稱“北方局”。
電文如下：
（一）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檔案，並和你們發生關係；
（二）你們應稱北方局、陝北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冒用黨中央名義；
（三）一、四方面軍名義應取消；
（四）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報來，以便批准。
1936年1月6日，張國燾打電報給張浩，攻擊黨中央的路線是“機會主義的退卻逃跑路線”，要求張浩轉告共產國際承隊他的第二中央。
張國燾的電報和他另立中央的訊息在陝北傳開後，黨內一陣譁然。張國燾的行為激怒了毛澤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電令張國燾立即取消他的“中央”機關和“中央”政府。對於這封電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