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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和蔡邕都是智商絕頂的人，所以他們說話可以直奔主題，談“300年前董仲舒那套正統哲學理論，如今有哪些不合時宜”。
但很多以上帝視角俯視蔡邕的人，並沒有蔡邕的知識基礎，所以那些人聽李蔡高論之前，就得先搞清楚：董仲舒當年為何被皇帝尊奉，為此又埋下了哪些雷。
董仲舒對皇帝的核心吸引力，赤果果就是一句話：他論證了“劉家人憑什麼長久做皇帝”。（中學歷史書上那種文縐縐的結論，只是為了讓人好受一些）
先秦百家的正統觀，直到公孫弘引用的《公羊傳》，主要停留在“誰統一天下使百姓不必再打仗”，誰就有最大的功德，這也是華夏“成王敗寇”的思想根源。（董仲舒之前，還有公孫弘先被漢武帝賞識，就是因為公孫弘從《公羊傳》中詳細論證出了“使天下大統一的人有至德”）
除此之外，其他還有些次要的正統性理由，比如看統治者家族血統是否高貴。
但這種叢林法則隱患很大：第一個擁有這種“大統一免戰”功德的可是秦始皇啊！連始皇后人都沒能享有萬世江山，劉家出身更卑賤，憑什麼要千秋萬代？
漢初道家和法家分別建議“休養生息”、“以時間讓人民習慣姓劉的當皇帝”，把這事兒迴避過去了，但並未一勞永逸解決。
漢武帝時用民過重，這個問題愈發凸顯，董仲舒就寫了一部《春秋繁露》，拼湊出一套“天人感應”，把他自己的私貨塞到了儒家的皮裡，徹底擊敗了道家法家：
天有三光日月星，人有三綱君父夫。把天上的一切自然天道，跟人間的施政得失對應起來。只要天道沒變，沒有重大災異，就說明如今的天子仍然受到天的眷顧，有“天命”在身。
天下人都被天人感應愚民之後，很多人明明都活不下去了，但因為相信“現在天還沒有災異，說明皇帝還沒昏庸到被天拋棄的程度，咱現在造反肯定是送死，不如再等等”，誰都不敢當出頭鳥。
但這也有問題，那就是天災遲早是要發生的。風調雨順之年倒是隱忍了，大災之年卻更加人心惶惶。
幸好，漢武帝當時還有第二招，那就是殺相謝罪。
西漢早期的政治制度是實相虛君。這就帶來一個好處，因為丞相大權獨攬，事情沒做好就能追責。
而且天災往往是暫時的，比如一次大地震後，立刻殺一個丞相，只要地震沒有馬上跟著來第二次，那皇帝就可以說他的舉措有效：你看，丞相被我殺了之後，天就不再立刻降下第二道災異了，說明我殺得對，殺完後問題也解決掉了，天命回到我身上了。
漢武帝一朝12個丞相，殺了6個，另外還有5個或罷免、下獄、或畏罪自殺，只有公孫弘在任期上善終老死。
以至於丞相就是個消耗品，殺到後來武帝任命誰當丞相，那大臣都跪下來求饒。
但這一套也僅僅是在西漢中期執行得不錯，後來隨著相權的分散、上天的災異無法明確應對到某一個具體的相身上時，就開始漸漸尾大不掉。
東漢就玩得更爛了。
……
上面這些，李素三言兩語就說清楚了，然後他重點陳述應廢掉“天人感應”的理由：
“蔡公，此一時，彼一時也，先漢之時，天人感應之所以能安定天下人心，都是因為當時獨相專權、天子不問細政，遇災異則能歸咎丞相。雖丞相多有冤枉，但好歹不致使天下百姓懷疑朝廷的天命。
如今，外戚專權時，無論有何災異，都不可能殺大將軍謝天下，宦官專權時亦然——這事你是最清楚的，10年前，你因何罷官？還不是因為各地上報臺風、冰雹、地震、蝗災四重災異，天子下詔罪己，你也上書言事，歸咎為‘婦侍干政’，彈劾多人。
可是你的彈劾有效果麼？沒有。就因為如今不是獨相，最終結果就是掌權者曲解天意，歸咎於朝廷爭鬥中弱勢的一方，殘害弱勢以搪塞天命。天下大事淪落至此，天災天命已經成了強者打擊異己的工具。”
這番道理，後世稍微懂政治哲學的人都清楚：一派單獨掌權，最大的好處就是出了事兒沒法推卸責任。
而兩派輪流就沒法解決這個問題了。比如懂王某個事兒沒做好，他就甩鍋說是前任沒做好、他們四年前埋的雷今天才爆發。
但這種淺顯的道理，對於漢朝時候的文人，卻無異開啟了一片新的天地。
“這……天人感應之利弊，居然能如此分析？”蔡邕微微瞠目，他自幼學習聖人之學，篤信不疑，以至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