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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讀歷史書千萬不能隨便只讀個結論和事件。
宋濂方孝孺這些人當時的貢獻,是遠比後人覺得的大的,至少他們極大削弱了從劉徹到朱元璋、中間一千四百多年的“神鬼天意迷信”對國家的束縛力度。
不能因為朱棣後來把他們的家族滅門了,就因為粉朱棣、便抹殺死者在正統論哲學上的功績。
歷史從來不是簡單的對錯,不存在“好人的敵人就一定是壞人”。朱棣即使有武功,不代表他殺的人都是壞的。
更不能因為後世人對儒家的普遍壞印象、網上一片罵“世家大族”的流量密碼,就把讀書人當中那些試圖做出改良最佳化的人的努力,也統統無視。
而李素作為這個世界的《殿興有福》締造者,當然在這種大是大非的綱常正統上不能含糊,必須堅決建議劉備也搞一世一元制。
否則要是把這事兒疏忽漏過去了,將來等其他後人鑽研學術、琢磨明白其中道理、再打著他的旗號提出、那他李素可丟不起這個人吶。
李聖作為《殿興有福》的締造者和集大成者,怎麼可以犯這種低階錯誤?一個人的學術體系得邏輯自洽,這是封聖的基本要求。
……
此後一段時間,李素便投入到了這個學術體系的完善建設中,跟老婆商量如何把文章揣摩嚴密了。
然後上交給劉備過目,又跟其他一些學術官員切磋一番,明發天下。
算是為大漢朝從此開始確立一世一元制度、並同時使用“漢多少年”和“年號多少年”這套雙軌並行紀年法,正式奠定了法條依據。
藉著這個契機,大漢的治理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掃除外患之後、重新休養生息的和平發展期。
此後兩三年中,果然也是一切垂拱而治,沒發生什麼大事。只不過國債還款的速度,比預期地稍稍慢了一點點,一直拖到章武二十一年底(216),才算徹底還清。
其中的曲折,也屬於意料之中的正常調整:那幾年裡,又發生了幾場天災。幷州地區出現了大規模的蝗蟲和旱災,讓一州之地絕收了一整年還不止。
好在幷州人口不多,靠緩過氣來的冀州和關中補貼,還能撐過去,只是花點錢糧,免稅兩年。
後來又是荊州再次水災、地震。
這些開支,加上關羽最後肅清階段也得在北疆保持兩萬人左右的作戰部隊、始終處於出擊狀態,有持續的軍事行動,也要開支。
這兩項加起來,可不得多耗費了一年的財政結餘。
不過,這幾個休養生息的年份裡,朝廷官方雖然沒有大興土木、亂搞建設,但民間的工商業開拓發展和自發投資,卻是迎來了一個黃金期。
之前運河網路和大江大河河海轉運網路的完善,讓整個國家進入了第一次統一大市場的黃金期。
百姓變得愈發富足、藏富於民,各種社會分工也愈發細化。
之前只在長安雒陽和鄴城三地附近的“大城市周邊百姓不再種糧食,而是全力種難以長途運輸的易腐蔬菜供應都市、自己再買外地運來的糧食吃”現象,經過多年的發展、民間自發取經學習先進致富經驗,已經擴散到了至少一半以上的州治級城市。
也就是成都、金陵(建業改名改回來了)、武昌、襄陽、宛城、薊縣、下邳、襄平、濟南,都或多或少出現了這樣的經濟形態。
這樣的民間經濟自發成長、社會分工深化,也反過來進一步反哺了“租庸調輸”法的貫徹落實。
因為“租庸調輸”法和之前版本的“租庸調”法,差距最關鍵就在於一個“輸”字,把運輸成本折入官價稅賦計算體系,拼命鼓勵民間自發想辦法降低運輸成本,給降低運輸成本的人讓利,擴大工商業流通。
現在每個州最富庶的大城市周邊、百姓都敢於連自己口糧都不親自種了,而是賣菜後用得來的錢買糧食,這個商品經濟的發達程度,自然是日新月異,遠非當年的自給自足狀態可比。
朝廷的工商稅收稅也變得更為便利,稅基徵收系統也更為完善、徵收成本也便於平攤下去。
因為無論從事工商的人多少,每個郡縣要養活的必要工商稅務系統官吏,是絕對不會少的。
要收的稅多了、稅基大了,對於固定徵收成本的“折舊攤銷”,當然是有好處的。
而缺點僅僅只是稅務人員基本上沒有閒下來休息的時候,得天天加班,但這都是官迷們該做的。
都千辛萬苦科舉考進稅務系統了,說明他熱愛這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