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軍政傳信錄:戰天京

第8部分 (第2/4頁)

誰啊？慈安不和他開玩笑，直接來了一篇大道理：自祖宗建國以來，天子的作息時間都有定製。今天皇上因為貪歡晏起，上班遲到；外間不知道什麼原因，只會怪我不能管理內務，所以我要問問她為何拼命勸酒，壞了宮裡的規矩？咸豐只好用“罪在朕躬”的辦法矇混過關：“此自我過。彼何能勸我？且宜恕之”；慈安不好再追究，只好留下一句狠話：“此主子宥汝。以後無論何處醉，惟汝是問！”咸豐自覺慚愧，“即索所佩”，當時只帶了這顆“同道堂”玉印，因“解賜後以謝”，於是“同道堂”印就成為咸豐感激慈安贊成“帝德”的信物　。現在此印從慈安轉贈給同治（慈禧），也就蘊含了規制的深意。 抽籤決定任命的程式，則如此操作：由吏部堂官選擇候選官員，將姓名寫在簽上，密封進呈。抽籤時，太后坐兩邊，幼帝坐中間，大臣立堂下，籤筒交給幼帝，由他“掣籤”。掣出後，太后用印，下發各部各省執行。 負責提名寫籤的吏部尚書陳孚恩，算是各部院實力派中唯一屬於“肅黨”的高官，他成為“肅黨”的經歷頗為辛酸，值得多寫幾句。陳孚恩，江西新城人。道光年間，依附穆彰阿，一直升到刑部尚書。道光三十年，咸豐即位，陳孚恩開始走黴運，原因則都與“肅黨”有關。首先是“議禮”一事；道光皇帝覺得任內輸了鴉片戰爭，列祖列宗顏面掃地，自己不配進入祖廟，享受後代祭拜，於是“遺命罷配郊祔廟”。咸豐“交廷臣議”，陳孚恩和怡親王載垣意見不和，當著皇帝的面，戟指對罵。載垣“以失儀自劾”，咸豐沒有過分追究，而“斥孚恩乖謬，降三級留任”。他大為失落，不久就以“母老乞養”告歸。回鄉後幫辦團練，守城有功；七年，母喪後再回北京，明年，授兵部尚書。本以為鹹魚翻生，哪料到咸豐八年協助肅順主辦科場案，發現他兒子陳景彥牽涉在內，於是“自請嚴議，並回避”。其子終於褫職、遠流。由此，他“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暱附（肅順）諸人”，咸豐十年九月，由兵部尚書調任吏部尚書，登上個人仕途的巔峰。 披摺子，選官員，是最重要的兩項權力，太后雖然參與，但是實權都掌握在顧命八大臣手裡。雖然這是秉承咸豐“遺詔”的執行方式，但是自負才情的慈禧是萬不甘心如此的。慈安性情固然剛愎（因食物致恨於肅順，因晏起大展雌威，可見一斑），可是見識、才能有限，所以，她要掌握的只是一種象徵性的權力，或者說就是蓋章的權力。慈禧則不然，根據她日後的表現，不難猜測她追求的權力乃是一種事無大小、不分表裡的全面掌控。當時肅順手下某人致其友人信中說：“風聞兩宮不甚愜洽，所爭在禮節細故，似易於調停也”；其實，兩太后所爭，根本不在“禮節細故”，而是“垂簾”大計。“後黨”某軍機章京在八月十三日寫信給在京的同事朱克勤，報告熱河情報，說：“聞西邊執不肯下，定要臨朝，後來東邊轉灣。雖未卜其意云何，大約是姑且將就”　。“西邊”，指慈禧；“東邊”，指慈安。話說得很明白，慈禧堅持要“臨朝”，也就是不滿足於參加與顧命、軍機之間的會議，而要直接上朝聽政。作此信之“肅黨”將這種資訊解讀為“所爭在禮節細故”，政治上未免太不成熟了。而他的“不成熟”，則植根於其老闆仗著“遺命”在身的的盲目樂觀，反映了“肅黨”內部的糊塗“共識”。 當然，“後黨”能明確領會到慈禧“定要臨朝”的意旨，是在董元醇奏請太后垂簾的摺子呈遞以後。“肅黨”反應遲鈍，判斷失誤，誤解為“所爭在禮節細故”，其時當在董元醇上奏之前。 八月六日，御史董元醇遞上一封奏摺　，“敬陳管見”。他的“管見”，主要有三條：首先，請明降諭旨，宣佈兩位皇太后垂簾聽政；其次，除了顧命八大臣外，再選擇一二位親王加入到領導集團；第三，為幼帝改派師傅。 前兩條是赤裸裸的奪權。不但赤裸裸，還有找死的嫌疑。清代祖制，歷來嚴格限制后妃、皇子、親王、宮監干預朝政，敢於提建議破壞這種制度的大臣，標準量刑一定是死罪　。雖然順治初期，出現過孝莊皇太后會同濟爾哈朗、多爾袞兩位親王聯合輔政，算是一個特例，但至少沒有公開說這就是“垂簾聽政”。咸豐託孤，把二後排除在外，無非也是遵從祖宗之制。憑這點，就可以說董元醇有找死的嫌疑。至於增派親王進入領導集體，其意所指，當然是恭王奕訢和慈禧的妹夫醇王奕譞。輔政八臣內固然有怡親王載垣和鄭親王端華，但是咸豐以帝王之尊，變動祖制，自上而下，屬於違規；臣子倡言親王輔政，則是自下而上，屬於違法了。此條雖不至死罪，但也不是小過。 第三條則計及長遠，為日後太后釋權、皇帝親政的平穩過渡做準備。當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