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軍政傳信錄:戰天京

第27部分 (第3/4頁)

城，堅守六日，霆營援兵必到”　。霆營，即駐守太平的鮑超一軍，為湘軍後期最精銳的部隊。攻難守易，是軍事常識；“堅守六日”，亦非“不可能的任務”，那麼，李元度怎麼還是失敗了？伯牛以為，李元度終歸於敗的原因，乃是應驗了一句湘諺：“烈女怕纏夫”。“烈女”，即曾國藩所謂“堅守六日”，就是實行龜不出頭的戰法，絕不輕舉妄動；“纏夫”，自然指“更番誘戰”的李世賢。敵誘我不動，是“烈女”不為“纏夫”所誑，保全了清白；敵誘我即出，則是“烈女”捱不過“纏夫”，一失足成千古恨。失節全節與否，戰勝戰敗與否，俱在一念之間而已。不幸的是，“烈女”李元度在面對“纏夫”李世賢“更番”挑逗的時候，一念之差，把持不住，乃“親督各營出城接戰”。結局可想而知，城破人亡而已　。恰如當日最高法院對“強姦”案例的司法解釋，所謂：“始強（奸）終和（奸）者，仍以和（奸）論”　。&nbsp&nbsp　txt小說上傳分享

道旁苦李的蒂兒

曾國事後總結李元度失敗的教訓，說：“必待戰（敗）之後，始入城而分守之。分佈未定，賊已來撲，士氣已餒，軍械已失，豈復能堅守哉！”　與上引司法解釋有異曲同工之妙。暫且拋開“烈女”之喻。李元度援徽，十天不到的時間，喪師失地，動搖大局，其罪不小；但是，李元度這次犯錯，尚不止此。千不該萬不該，他最不該在僨事之後還要“怙過飾非”，毫無悔意。城破次日，逃亡途中，李元度給曾國藩寫了一封信，強詞奪理，推卸責任；在外遊蕩了大半個月，他才滿不在乎的回到祁門大營，而在面見曾國藩時，他依舊不做自我批評，一味避責。尤為過分的是，在曾國藩面責後，他竟不“留營聽勘，徑自歸去”。曾國藩不得不慨嘆：倘若“人心並無悔祻之意”，則“難以挽回天意”；遂奏劾李元度，請旨“將其革職拿問”　。 此時，於私於公，曾國藩都“深惡”李元度，而且，這股“惡”意一直延續了兩年。咸豐十一年末，不甘寂寞的李元度接受浙江巡撫王有齡的邀請，募勇援浙。但是，李秀成先期攻破杭州，王有齡自殺；他便逗留在贛、浙交界的廣信、衢州一帶。前此，從湖南出發，經過義寧、奉新、瑞州等地，駐防太平軍自行撤退，李元度一概奏報“克復”，因此開復上次革職的處分，並賞加布政使銜。身為兩江總督、統轄江西的曾國藩對這種行為極為不滿，舊惡新恨，湧上心頭，遂於同治元年的春天再次參劾李元度，說他“前既負臣，後又負王有齡。法有難寬，情亦難恕”，請求將“該員”開復、賞加的職銜“登出”，“仍行革職”，並將其所募勇營“全行遣撤”。奉旨：“李元度著即行革職，並加恩免其治罪，仍交左宗棠差遣”　。左宗棠當時受命督辦全浙軍務，故將打著援浙旗號的“革員”李元度交由差遣。 孰知曾國藩尤未解恨。三個月後，在參劾陳由立、鄭魁士的摺子裡，又讓李元度陪綁一次。陳由立是鮑超部將，本是“偏裨之才”，卻“不安本分”，在個人待遇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跑到河南投奔巡撫鄭元善，“巧言聳動”，謀得重權。曾國藩怒其“輕去其上”，“朝秦暮楚”，破壞湘軍家法，犯了見利忘義、欺師悖祖的大罪，請旨處罰。鄭魁士相繼在安徽、浙江和江南大營服役，平日則悍然犯上，不遵節制，僨事則“託病偃蹇”，棄軍而逃；“前既與皖、浙撫臣為仇，後亦不報和春之恩，臣嘗代為不平”。本來，參奏這兩人跟李元度扯不上關係，但是，一個背叛師門，正如李元度應王有齡之邀援浙，“輕於去就”，視湘軍的集體領導為無物；一個僨事犯上，恰如李元度守徽州時所作所為，故曾國藩連類及之，將他順手拈來，追罵一通　。 曾國藩三次參劾，李元度的政治生命，算是徹底毀掉了。表面上看，不過革職，還可以繼續“效力”，前途並非一片黑暗；但是，讀者諸君務必警惕：吾國政壇歷來奉行“追漲殺跌”的散戶哲學，莊家咳嗽一聲，其股非紅即黑，不上則下，並無喘息的機會。曾國藩當日負東南重望，儼然“東山不出奈蒼生何”的晉人謝安，一言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他既然聲討李元度，跟風承旨的中外“曾迷”豈不心領神會，對已被打倒的李元度踩上一支腳？尤其是各位訪查輿論、維持風紀的御史大人們，本就靠言語輕重討生活，無端生出如此佳題，豈不大做文章？新賬舊賬一起算：失守徽州，獨自逃生，拒絕勘審，虛報戰績，這些罪名加在一起，至少也是流放遠邊，最重則腦袋不保。然則，遑論斷送政治生命，李元度的物理生命也有斷送的危險。從這個層面檢討曾國藩此份參摺，是不是過分了一點？當日有一幅集句兼嵌字的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