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軍政傳信錄:戰天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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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如是想，故將皖南“四府一州”　全行託付給李元度，並安排張運蘭、左宗棠、鮑超三軍“左右夾輔”，避免他因汛地過廣、頭緒過多而“東瞻西顧、拖泥帶水”　。當日形勢，固然不利於湘軍，但是，李元度倘能嚴守軍令，立定腳跟，不浪戰以求勝，不僥倖以邀功，自可圓滿完成曾國藩交待的戰略任務。讓李元度作廖化，力或有所不濟；不做馬謖，則似能不辱使命，這大概就是曾國藩的如意算盤。可惜，“今亮”的稱號早經左宗棠註冊，這一次，曾國藩註定享受不到談笑卻敵的快樂。&nbsp&nbsp

烈女怕纏夫

咸豐十年八月十二日，太平軍攻破寧國。隨後，李世賢趁著橫掃江浙、擊潰江南大營的勢頭，兵發廣德，來攻徽州。伯牛案頭有一本歷史地圖集，徽州與祁門（曾國藩大營所在地），以指測，其間不能容二指，以尺度，距離不過五十公里。徽州一城的攻防戰守，對於湘軍，對於東南（綠營全面崩潰），乃至對於全域性（第二次鴉片戰爭已經打響），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為了更具象的說明這層意義，可以打個比方：徽州一破，太平軍圍攻祁門，曾國藩就將如甕中之鱉，坐以待斃；也可以舉個例項：徽州破後，祁門被圍，幕客馮卓懷因“時事日非，憤悶異常”，乃以閱讀古典名著《紅樓夢》為日課，幕主曾國藩深受感染，也以鑽研“紅學”作為排遣　。 然則，剛接辦皖南防務的李元度，肩負的責任就不止一城的存亡，而是師友的性命乃至大局的盛衰。要說曾國藩對李元度此行抱有樂觀的態度，別說他人不信，他自己也不敢自信。所以，臨行前，與之約法五章： “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過謙，謂次青好為逾恆之謙，啟寵納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也”　； 大多數情況下，所以曰“戒”，並非戒其未來　，而是禁其以往。此五戒，就都是李元度以往常犯的錯誤，其中，“戒浮”一條最有意思。李元度固然是“文人之好大言者”，他所用所親之人，也以“文人之好大言者”居多。岳陽文人吳士邁是李元度的好朋友，他根據二十三史中有關軍事的資料，編訂了一部“治軍藍本”。李元度一見，稱為奇作，遂納入麾下，並薦諸曾國藩，欲令其回湘招募三千勇丁，統帶來皖。時在湖南的曾國荃聞之，趕緊給大哥寫信，“極論文士之涉於空虛”，勸他“遠之”；曾國藩自己也哭笑不得，只好對李元度說：“閣下與之（謂吳士邁）至交，須勸之盡棄故紙，專從事於點名、看操、查牆子諸事也”　。其他四戒，與前述李元度之才不宜治軍大同小異，不贅。 倉猝間約法五章，固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李元度的秉性；臨陣時槍法大亂，則足實讓曾國藩瞠目結舌。說好說歹，李元度畢竟在江西打過幾場惡仗，攻城守營之事，不說有幾成把握，至少有幾分歷練；否則，曾國藩寧可親自上陣也不會派他代勞。可是，李元度一到徽州，就把所有經驗忘了個精光，一切措施，似都用來求敗。而這些失誤，本都可以避免，假如他嚴格遵守湘軍營規的話。 湘軍戰法，極為重視紮營： “每到一處安營。無論風雨寒暑，隊伍一到，立刻修挖牆濠，一時成功。未成之先，不許休息，亦不許與賊搦戰”　； 此即曾國藩所謂“結硬寨，打呆戰”　，也是湘軍陸戰的基本###。名將蔡鍔對這條規定讚不絕口，稱為“近世兵家所不及道者”　。 但是，李元度此行就違反這條最重要的營規。八月十六日，平江軍到達徽州城外，在界河邊草草搭了一些棚子，便算扎定營盤，諸凡修牆、挖濠、築籬之事，一概未做。當日援守，曾國藩怕李元度兵力不足，在他啟程後，又調了四個營過去。此四營二十日到，李元度仍未命令紮營，而任其“散亂於河洲之上”。三天時間就這麼白白浪費，既不在城外紮營，也不進城佈防，李元度到底幹什麼去了？原來，他是要以攻為守。目光長遠、氣魄非凡的李將軍，根本不想被動的防守徽州，而要在二十公里以外的績溪進行攔截。很可惜，胡林翼那句“戰事本不長，守事本可信”說得太準了；他派出的兩營剛一接戰，就被“緩進急戰”的太平軍候個正著，在叢山關、樓下兩個戰場大敗而歸。語云：兵敗如山倒。這邊是壓不住陣腳的“書生好大言者”，那邊卻是與陳玉成、李秀成鼎足而三的天國名將，加之徽州城外未紮營盤，無險可守；李元度此次潰敗，直是無藥可醫。於是，二十三日，全軍退入城中。明日，太平軍“直撲徽城，更番誘戰”。 警報傳到祁門大營，人心惶恐。曾國藩畢竟久經戰陣，立時想出了補救的辦法，他指示李元度：“賊若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