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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天以後我們把他安葬在虹橋公墓，讓他的遺體在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裡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學兼課，五個女生在他墓前種了兩株柏樹。
他翻譯的《懸崖》和別的書出版了，我們用稿費為他兩次修了墓，請錢君匋同志寫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攤開的書，書中有字：“別了，永遠別了。我的心在這裡找到了真正的家。”它們是我從他的譯文中選出來的。我相信，他這個只想別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三歲的窮教師在這裡總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第二次修墓時，我們在墓前添置了一個石頭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們一家人都要帶來鮮花插在瓶內。有時我們發現瓶中已經插滿鮮花，別人在我們之前來掃過墓，一連幾年都是這樣。有一次有人遠遠地看見一位年紀不大的婦女的背影，也不曾看清楚。後來花瓶給人偷走了。我打算第三次為他修墓，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費，我總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裝飾得更美好些。但是已經沒有時間了。
不久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了邊，成了鬥爭的物件。嚴寒的冬天在“牛棚”裡我聽人說虹橋公墓給砸毀了，石頭搬光，屍骨遍地。我一身冷汗，只希望這是謠言，當時我連打聽訊息的時間和權利都沒有。
後來我終於離開了“牛棚”。我要去給三哥掃墓，才發現連虹橋公墓也不存在了。那麼我到哪裡去找他的“真正的家”？我到哪裡去找這個從未傷害過任何人的好教師的遺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將不停地追問自己。
第八輯：達摩克利斯劍下的聲音
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故事
一、“到啦。到啦。”
接連的敲門聲把我驚醒了。那個招待我們的波蘭朋友阿來克斯在廊上大聲叫著：“到啦。到啦。”我推開房門到廊上去，才看見火車停在一個冷清清的小站上。有兩個鐵路工人模樣的中年人在月臺上談話。此外便是一片靜寂。沒有什麼異常的景象。
“這就是奧斯威辛麼？”我看見阿來克斯還站在走廊的另一頭，便提高聲音向他問道。
“奧斯威辛。”他短短地回答，一面在點頭。他不會錯。這個地方他太熟悉了。他在這裡住了五年。他的父母都死在這裡。他的左膀上還留著一個永遠洗不掉的藍色號碼。
我忽然打了一個冷噤，好像有一股寒風迎面吹來似的。
“這個荒涼的歐洲小鎮，就是德國納粹屠殺過五百萬人的地方嗎？”我驚疑地問我自己。
沒有人下車。也不見有什麼動靜。阿來克斯的聲音傳過來：“先去餐廳吃早飯。八點鐘下車。”我看錶，剛剛過七點鐘。從華沙到這裡，我們只坐了七個鐘頭的火車。
到八點鐘，我們全下車了：除了中國代表團以外，還有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阿根廷的代表們。蘇聯代表團中的尼古拉大主教也在這裡，他的高帽，他的長鬚，他的黑袍，他的手杖在我們的眼裡顯得十分親切，這幾天來連他的聲音我們也聽慣了。
空氣寒冷，我們的頭上蓋著一個陰沉的灰天，當地的居民到車站來歡迎我們，講了話。好幾部大汽車把我們送到集中營去。在路的兩旁我們看見不少的紅旗，旗上現著白色的大字：和平。每一面旗有一種文字，我看到了用八國文字寫出的和平。
車子停在集中營的大門前。我遠遠地就看見了作為門方高高地橫掛在門口的那一行德國字：“勞動使人自由”。怎麼。
這個“自由”是什麼意思？我要笑了。但是在這時候我覺得臉上的肌肉在搐動。我笑不出來。
我們下了車，脫了帽，在紀念碑前獻了花。然後大家默默地走進集中營去了。我們都不想說話，好像在殯儀館中哀悼死去的朋友一樣。阿來克斯給我們帶路。我們一共是三十八個中國人。別的國家的代表們已經跟我們分開了。
二、模範營
“我們現在走進奧斯威辛集中營了，”阿來克斯對我們解釋道。“這一部分就是所謂模範營，是準備給人參觀的。單從外表看，這裡囚人的生活也許還要勝過希特勒德國的工人的生活呢。勞動使人自由，這是德國納粹的一個大謊話。”阿來克斯的聲音似乎是平靜的，可是我覺得那裡面含著強烈的憎恨。他是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一個打紅領帶的青年團團員，他給德國人關進這裡的時候還只有十四歲的光景。五年的地獄生活應該給他留下不少的痛苦的記憶，這裡的土地就攙和了他的父母的血和骨灰。他現在還能夠用平靜的聲音說話，這個勇敢的孩子，他的心太堅強了。
的確，從外表上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