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事找事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習的朋友，甚至是我的未婚妻，我也寫不好，因為環境對我陌生，主人公接觸的一些人我也不熟悉，編造出來，當然四不像。我不能保證我寫出來的人和事是真實的或者接近真實，因此作品不能感動人。但其中也有一點真實，那就是主人公和多數人物的感情，抗日救國的愛國熱情，因為這個我才把小說編入我的《文集》。我的《文集》裡有不少“失敗之作”，也有很多錯誤的話，或者把想象當作現實，或者把黑看成紫，那是出於無知，但是我並不曾照我們四川人的說法“睜起眼睛說謊”。當然我也有大言不慚地說假話的時候，那就是十年浩劫的時期，給逼著寫了那麼多的“思想彙報”、“檢查交代”。那十年中間我不知想了多少次：我要是能夠寫些作品，能夠寫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哪怕是一兩部“失敗之作”，那也有多好。在我寫《火》的時候哪裡想得到這樣的事情呢。
我能夠一口氣寫完《火》第二部，也應當感謝重慶的霧季。霧季一過，敵機就來騷擾。我離開重慶不久，便開始了所謂“疲勞轟炸”。我雖然誇口說“身經百炸”，卻沒有嘗過這種滋味。後來聽人談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時期，敵機全天往來不停，每次來的飛機少，偶爾投兩顆炸彈，晚上也來，總之，不讓人休息。重慶的居民的確因此十分狼狽，但也不曾產生什麼嚴重的後果，不過個把星期吧，“疲勞轟炸”也就結束了。然而轟炸仍在進行，我在昆明過雨季的時期，我的故鄉成都在七月下旬發生了一次血淋淋的大轟炸，有一個我認識的人慘死在公園裡。第二年我二次回成都，知道了一些詳情。我的印象太深了。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寫《火》的第三部，就用轟炸的夢開頭：馮文淑在昆明重溫她在桂林的噩夢，也就是我在回憶一九三八年我和蕭珊在桂林的經歷。
今天我在上海住處的書房裡寫這篇回憶，我寫得很慢，首先我的手不靈活了（不是由於天冷），已經過了四十年，我幾次覺得我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一個場面：我和蕭珊，還有兩三個朋友，我們躲在樹林裡仰望天空。可怕的機聲越來越近，藍色天幕上出現了銀白色的敵機，真像銀燕一樣，三架一組，三組一隊，九架過去了，又是九架，再是九架，它們去轟炸昆明。儘管我們當時是在呈貢縣，樹林裡又比較安全，但是轟炸機前進的聲音像鎓頭一樣敲打我的腦子。這聲音，這景象那些年常常折磨我，我好幾次寫下我“在轟炸中過的日子”，後來又寫了小說《還魂草》，仍然無法去掉我心上的重壓，最後我寫了馮文淑的噩夢。我寫了中學生田世清的死亡，馮文淑看見“光禿的短枝上掛了一小片帶皮的乾肉”。寫出了我的積憤，我的控訴，我感覺到心上的石頭變輕了。作家也有為自己寫作的時候。即使寫馮文淑，我也可以把我對大轟炸的感受和見聞寫進去。就是在江青說話等於聖旨的時期，我也不相信大觀園全是虛構，《紅樓夢》裡面就沒有曹雪芹自己，沒有他的親戚朋友。
在我的小說裡到處都找得到我的朋友親戚，到處都有我自己，連《寒夜》裡患肺結核死去的小職員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的東西。我的人物大都是從熟人身上借來的，常常東拼西湊，生活裡的東西多些，拼湊的痕跡就少些，人物也比較像活人。我寫馮文淑時借用了蕭珊的性格，在第一部《火》裡，馮文淑做的事大都是蕭珊做過的。她當時還是一個高中生。她在上海愛國女學校畢了業才在暑假裡去廣州，中間同我一起到過武漢，後來敵軍侵佔廣州，她回不了上海，我們只好包一隻木船沿西江逃往廣西，同行還有我的兄弟和兩個朋友，再加上林憾廬和他的《宇宙風》社同人。我們十個人是在敵軍入城前十多個小時離開廣州的。關於這次“遠征”我在小說中沒有描寫，卻詳細地記錄在《旅途通訊》裡面。這兩本小書正如我一位老朋友所說：“算什麼文章。”可是它們忠實地記錄了當時的一些社會情況，也保留了我們愛情生活中的一段經歷，沒有虛假，沒有修飾，也沒有詩意，那個時期我們就是那樣生活，那樣旅行。我們都是平凡的人，也生活在平凡的人民中間。我的“通訊”寫到《桂林的受難》為止。後來我和蕭珊又坐火車到金華轉溫州，搭輪船回上海。在溫州我們參觀了江心寺，對文天祥的事蹟印象很深，我有很多感慨。我在任何時候都是一個愛國者。我後來在《火》第二部初版後記中就寫過這樣的話：“我仍然是一箇中國人，我的血管裡有的也是中國人的血。有時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看事情、發議論。”這段話其實就是三部《火》的簡要的說明。我編《文集》時刪去了它，覺得這說明是多餘的。但是我那一顆愛祖國、愛人民的心還是像年輕時候那樣地強烈，今天仍然是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