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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第一部描寫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以後到上海成為孤島的這段時期，寫了短短兩三個月中的一些事情，而且只是寫側面，只是寫幾個小人物的活動。
一九三七年上海淪為孤島後，我還留在那裡繼續寫我在前一年開了頭的長篇小說《春》。寫完了《春》，第二年三月我和友人靳以就經香港去廣州。
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創辦《文季月刊》，我為這刊物寫了連載小說《春》。他在廣州籌備《文叢》的復刊，我答應他再寫一部連載小說。這次我寫了《火》。《文叢》是半月刊，我每隔半月寫一章，刊物順利地出了三期，就因為敵機連續的大轟炸而中斷了。靳以去四川，我也到漢口旅行。我從漢口回廣州，又續寫了小說的第四章，但是不久，日軍就在大亞灣登陸，進攻廣州，而且進展很快，最後我和蕭珊（她是七月下旬從上海到廣州的）靠朋友幫忙，僱了木船在當地報紙上一片“我軍大勝”聲中狼狽逃離廣州。到了桂林，我又續寫了兩章《火》，續印了兩期《文叢》。一九三九年初我同蕭珊就經過金華、溫州回到上海。在上海我寫完了我的最長的小說《秋》，蕭珊已在昆明上了一年的大學。本來我想在上海把《火》第一部寫出來，可是那個時期在上海租界裡敵偽的魔爪正在四處伸展，外面流傳著各種謠言，其中之一就是日軍要進租界進行大搜查，形勢越來越緊張，有一個晚上我接到幾次朋友們警告的電話（他們大都在報館工作），不得不連夜燒掉一些信件和報刊，看來我也難在租界再待下去；何況法國戰敗投降，日軍乘機向法國殖民當局施加壓力，一定要擠進印度支那，滇越路的中斷是旦夕的事，我不能錯過時機，不能延期動身，只好帶著剛寫成的《火》的殘稿離開孤島，在駛向南方的海輪上我還暗暗地吟誦詩人海涅的《夜思》中的詩句：“祖國永不會滅亡。”不久我在昆明續寫《火》，貫串著全書的思想就是海涅的這個名句。
我在廣州寫《火》的時候，並未想到要寫三部。只是由於第一部倉卒結束，未盡言又未盡意，我才打算續寫第二部，後來又寫了第三部。寫完第一部時，我說：“還有第二部和第三部。一寫劉波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一寫文淑和素貞在內地的遭遇。”但是寫出來的作品和當初的打算不同，我放棄了劉波，因為我不瞭解“秘密工作”，我甚至用“波遇害”這樣一個電報結束了那個年輕人的生命，把兩部小說的篇幅全留給馮文淑。她一個人將三部小說連在一起。馮文淑也就是蕭珊。
第一部裡的馮文淑是八·一三戰爭爆發後的蕭珊。參加青年救亡團和到傷兵醫院當護士都是蕭珊的事情，她當時寫過一篇《在傷兵醫院中》，用慧珠的筆名發表在茅盾同志編輯的《烽火》週刊上，我根據她的文章寫了小說的第二章。這是她的親身經歷，她那時不過是一個高中學生，參加了一些抗戰救國的活動。倘使不是因為我留在上海，她可能像馮文淑那樣在中國軍隊撤出以後參加戰地服務團去了前方。我一個朋友的小姨原先在開明書店當練習生，後來就參加戰地服務團去到前方，再後又到延安。要是蕭珊不曾讀我的小說，同我通訊，要是她不喜歡我，就不會留在上海，那麼她也會走這一條路。她的同學中也有人這樣去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在漢口一家飯館吃飯，遇見一位姓胡的四川女同志，她曾經帶著戰地服務團在上海附近的戰場上活動過，那天她也和她那十幾二十個穿軍裝的團員在一起，她們都是像馮文淑那樣的姑娘。看到那些活潑、勇敢的少女，我不由得想：要是有材料，也可以寫馮文淑在戰地服務團的活動。我寫《火》第一部時手邊並沒有這樣的材料，因此關於馮文淑就只寫到她參加服務團坐卡車在“滿天的火光”中離開上海。一九四一年初在重慶和幾個朋友住在沙坪壩，其中一位一九三八年參加過戰地工作團，在當時的“第五戰區”做過宣傳工作，我們經常一起散步或者坐茶館。在那些時候他常常談他在工作團的一些情況，我漸漸地熟悉了一些人和事，於是起了寫《火》的第二部的念頭：馮文淑可以在戰地工作團活動了。
《火》第二部就只寫這件事情，用的全是那位朋友提供的材料。我仍然住在書店的樓上，不過在附近租了一間空屋子。
屋子不在正街上，比較清靜，地方不大，裡面只放一張白木小桌和一把白木椅子。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去，關上門，沒有人來打擾，一天大約寫五六個小時，從三月底寫到五月下旬，我寫完小說，重慶的霧季也就結束了。在寫作的時候我常常找那位朋友，問一些生活的細節，他隨時滿足了我。但是根據第二手的材料，寫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即使主人公是我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