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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上，每天都有老友來看我。我們交談的時間並不長，講的都是普通的問候話，可是這些話來自我們的內心，包含著真誠的祝願和無限的關心。這樣的交談是一種友情的積累。多一次會晤就多一番瞭解。我同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雖然中間經過一嘲文革“的大災難，友情也並未中斷，它彷彿一本大書照常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幾十分鐘的會見，半小時的暢談，常常把長時間的想念牢牢地連在一起。根據個人的經驗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義。
朋友S從橫濱來看我。他也拄著手杖，步履蹣跚，還有一個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見到他，他的身體似乎比現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訪問日本，他還作為主人接待過我們，那時我就發見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後來聽人講起他在“文革”期間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替我國“左派”作過宣傳，在國內得不到人們的諒解，因此很感痛苦。這樣的事我聽說在一些歐洲朋友中間也發生過，因此我只當作“小道訊息”聽了進去，並不曾向那位朋友問個明白。說句實話，我早已習慣了這種事情，不以為奇了。
我們親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來，我們短短地講了彼此的情況。我忽然發覺他的面貌似乎年輕了些，原來他的髮型變了：他剪了平頭。我什麼也沒有問，只是聽他講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頭髮，為了懲罰自己，為了表示不原諒自己……”他的話使我大吃一驚，我沒有想到他講得這樣認真，可以說我毫無思想準備。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態。我就老老實實地說出自己的想法：“這不能怪您，您相信別人，受了騙，應當由別人負責。您何必為過去的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並不同意我的說法，不過他也不曾表示異議。
我們換過話題談了些令人比較愉快的事情，還談到可能的下一次的會晤。分別的時候，我把他送到電梯口，帶笑地說著：“再見。”但在他的笑容中我還看到嚴肅的表情。
於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靜靜地望著下面五顏六色的燈綵。我看到的卻並不是車水馬龍的夜景，只是一個匆匆趕回橫濱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著頭，好像什麼沉重的東西壓在他的背上。他走著，不停步，也不聲不響，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裡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頭轉過來。怎麼？明明是我自己。
我彷彿捱了當頭一棒。我想起來了：我也曾剪過平頭。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內受盡折磨的日子裡。我們十幾個上海作家協會的“牛鬼”有一天給集中起來聽監督組的負責人訓話，這樣的訓話是經常發生的。這次講話的是一個過去的勤雜人員，他罵了一通之後，“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頭。他並不說明理由。那時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沒有人敢違抗，至少我們這些人不敢。我剛理過發才兩三天，回家後同蕭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頭上動了一陣，說：“可以了。”我就這樣應付了機關裡的監督組。下個月我去理髮店時還小心囑咐理髮師“剪平頭”。
這樣過了幾個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麼不方便，更沒有領會到“懲罰”的意義，只是自己有時照照鏡子覺得有點不順眼罷了。可能造反派當時還有什麼打算，不過沒有成功，後來就放棄不提，我也忘記了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來訪好像用一根鐵棍攪動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來了。
舊日的沉渣給染上了新的顏色，像無數發亮的針聚在一起，不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覺得頭越來越沉重，好像壓在朋友S的肩頭的那個包袱給搬到我的背上來了。我想忘掉的幾十年的舊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現，又是那樣顯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開始問自己：難道我欠的債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難道我不曾受騙上當自己又去欺騙別人？。難道我沒有拜倒在巫婆腳下燒香唸咒、往井裡投擲石子？。還有，還有……可是我從來沒有想到“懲罰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樣償還欠債。事情一過，不論是做過的事，講過的話，發表過的文章，一概忘得乾乾淨淨，什麼都不用自己負責。我健忘，我周圍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後大家都還可以很輕鬆地過日子，彷彿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誰也沒有欠過誰的債。我甚至忘記自己剪過平頭，而且是別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著平頭的瘦臉又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他嚴肅地、聲音嘶啞地反覆說：“債是賴不掉的。”就是這一句話。
整個夏天過去了。我仍然聽見同樣的一句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