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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水上先生“非常憂慮”我的“健康”，但他們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會。我的答覆始終是這樣一句：“只要健康允許，我一定出席。”我這樣回答並非使用外交辭令，我心裡想：我絕不讓朋友們失望。出發前兩天見到從北京來的我們中國代表團的幾位成員，閒談中我還說：“我認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們贊同我這個意見。
我在日本度過了兩個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奮，忘了疲勞，忘記自己是一個病人，甚至忘記按時服藥。
除了行動不便、不得不謝絕宴會、坐在輪椅上出入機場外，我好像是一個健康人。不用說，朋友們安排我的生活與活動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兒在內也很關心我的飲食和休息。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們就有過分歧，我說：“我既然來了，就要儘可能多見些老朋友，不要拒絕任何人。
難得有這樣的機會。“我知道同老朋友歡聚，不會使人感到緊張。我在東京京王廣場飯店第三十九層樓房住下來，第一天便對人說：我到了東京，就是戰勝了疾玻我為了友情而來，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從第二天開始，我訪問過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掃過中島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的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招待會，參加國際筆會四十七屆大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還在全體大會上發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順二先生分別進行過四次對談……在旅館裡會見了許多來訪的老朋友，見到不少想見的熟人。客人去後，或者我從外面回來，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裡，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著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車一輛緊接一輛連續不斷，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這個鬧市區，房裡沒有一點噪音。我什麼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繚亂，雖然在夜裡樓前是五光十色。我心裡十分平靜，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動較多的日子裡我也不曾增加服藥的劑量。一切都很順利。兩個星期就這樣箭也似地飛過去了。在成田機場上，我坐著輪椅走向機艙，送行者帶淚的告別聲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記了自己地揮手高呼”再見。“我彷彿做了一場美好的夢。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債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預料相反，我並不曾病倒。我去醫院找那位經常給我看病的醫生，她也認為我的病情穩定，可以不住進醫院。東京的旅行給我證實一件事情：在我這個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我到了東京，晚上商談日程時，只向主人提一個要求：去中島健藏先生墓前獻花。第二天上午車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
中島京子夫人早已在門口等候，文化交流協會的白土吾夫先生也來了，他們給我帶路，女兒小林或者擔任譯員的小陳攙扶我。
多少年我沒有這種“清晨入古寺”的感覺了。但是我怎麼能相信我是去掃墓呢？。這位分別七年的老友，他的笑聲還在我的耳邊。我多麼想看見他，我有多少話要對他說埃我著急，我為我的移動艱難的左腿感到苦惱。……雖然吃力，雖然慢，我終於到了中島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潔、樸素的墓碑上刻著他們伉儷的名字。碑前一對插花的石瓶，下面還有一個香爐。白土先生指著碑上填紅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說：“這是我們的習慣。”我點點頭答道：“我們過去也是這樣。”旁邊還有中島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樣整潔、大方。我的父母就是這樣合葬的，我母親安葬的時候，父親就讓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後父親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紅字才塗成黑色。這已經是六十幾年前的事了，但那樣的墓碑還鮮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裡，我看看四周，空氣清新，很安靜，又很肅穆。我望著墓碑，我在心裡喚著他的名字，二十幾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現在眼前。我想著，想著。他明明舉著酒杯對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個躬。我睜大眼睛，莊嚴的墓碑默默地對著我，沒有人講話。我的耳邊響起一個熟習的聲音：“為我們的友誼幹一杆吧。”我的眼睛溼了。我責備自己：我來遲了，又不曾把酒帶來。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對談。然後我再虔誠地鞠一個躬。……為什麼還要帶酒呢？我已經把心掏出來掛在墓前了。我含著淚水對京子夫人說：“多好的人啊，他沒有私心。為著人民的友誼拿出自己的一切。”離開豪德寺以後，我一直在想吳季札的故事，我永遠忘不了別人轉告我的一句話：“日本的中島健藏一刻也沒有忘記他們。”中島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邊。
三
在京王廣場飯店的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