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黨的秘密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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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弟弟見我那麼幹，他會說：“喬，你又不是和老練黨徒一道。”我的回答是：“當你覺得自己所幹的事是正確的，為什麼要懼怕別人？”

在我打交道的所有黨徒中，人們問得最多的是關於勒菲蒂·甘斯·魯吉埃諾。

勒菲蒂出獄以後，他會不會要幹掉我呢？他的保釋期到1992年生效。

我認為會這樣。我還知道，黑手黨也會想幹掉他，因為是他把我作為夥伴帶進了黑手黨。

像勒菲蒂這樣的黨徒，毫無疑問屬於舊派範疇。他知道自己犯了錯誤，知道黑手黨已經有了要幹掉他的協議。但是，他並沒有變節。他比年輕一代的黨徒大多數人更具有適應能力。他有強烈的榮譽感，儘管他完全有可能被自己同夥幹掉，他仍然保持那種榮譽感。他堅決拒絕與聯邦政府合作，不肯為了減輕判刑而受到聯邦政府證人保護法的保護。

聯邦調查局逮捕了勒菲蒂，首先就保護他，在他受審、坐牢期間繼續對他保護；可是他發誓要幹掉我，而我卻不能受到聯邦政府的保護，這自然很有諷刺意味。不過，事情就是這個理，我還得靠自己。

勒菲蒂如果能活到出獄的時候，如果他要想幹掉我……我不會為此而擔驚受怕。無論是他出於報復的動機，或者是別的黨徒為了幹掉我而得到那500，000美元的懸賞，我都會作好準備。我身上隨時都帶著0。38口徑的手槍，想贏我的人非出類拔萃不可。

我所接觸到的黑手黨成員或與黑手黨接近的人中，我比他們任何人都強，我有這種感受。我是好人——我沒有幹什麼壞事，我只是執行我的任務。

我採取了正常的預防措施，每天正常地生活，儘量不去想他們對我的暗殺協議。

我說盡量不去想，可有時候也想到那樣的事。但是我沒有因此而做噩夢。

黑手黨並不是世上第一個組織相信這樣的事實，即任何事物都不能和壞了名聲相比。當這本書以精裝形式問世以後，外面傳來的訊息說：大部分老練黨徒都看了這本書。知情者向聯邦調查局特工報告說：除了勒菲蒂以外，黨徒們都喜愛看這本書。不過，他們還說：我本不該寫這樣的書。除此以外，他們沒有更進一步的反應。黨徒們畢竟沒有水平做讀書評論。

他們看了此書有什麼感受，我們沒有得到更多的情況，這些畢露無遺的評論大量揭露了黑手黨社會。那些評論使我想到了勒菲蒂說過的話。他當時教育我一個老練黨徒應該如何言談舉止。他說：當了老練黨徒的偉大之處就是可以撒謊、偷盜、欺騙以及殺人，而且這一切都是合法的行為。

我所接觸到的黨徒都認為自己的行為合法，他們從來不以為自己在犯罪，不承認自己是歹徒。他們來自亞文化群地方，那裡的犯罪是允許的，正常的，甚至還很“光榮”。我在書中暴露了他們真實的情況，老練黨徒顯然為此而高興。

第二種反應是，我不該寫這本書，這可能表明：他們仍然以為“多尼·布拉斯柯”是“他們中間的一員”，在他們看來，我背叛了他們。這種看法倒符合情理。黨徒們認為，同政府合作在道義上應受到譴責，那是一種“犯罪”。如果一個老練黨徒背離了黑手黨的價值體系，他不僅玷汙了自己，也玷汙了他的罪惡的家族。這個家族在街坊鄰里中、在商業團體中都失去了尊嚴。

當然，勒菲蒂看了這本書所作出的反應又當別論，因為這本書公開告訴了黨徒：他已經列入了被謀殺的名單之中。

1986年9月，我就脫離了聯邦調查局。在寫本書期間，我還在反對黑手黨的案件中為政府作證。我希望要我作證的日子儘快結束，好使我結束過去，走向未來。

我計劃寫另外一本書，把我的經歷搬上銀幕。也許我這本書還會再次成為暢銷書，甚至獲得電影藝術科學院頒發的年獎。但是，我家裡沒有任何人會大吹大擂。

這裡我指的並不僅僅是我自己這個家，還包括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包括蓓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一些親屬。

我的隱蔽生涯改變了我和他們所有人的關係，我幹些什麼同他們怎麼也說不清。

他們知道我幹隱蔽工作，但為我擔心，因為不知道我在什麼時候、會不會因為需要而對他們諱莫如深，會不會因為某種原因而改變了我的人品。有些隱蔽工作者確實發生了那樣的情況。在那些日子裡，我無法使他們思想上安寧。

在黑手黨家族委員會和皮扎餅聯絡一案的審判過程中，我們雙方家庭的生活比我在隱蔽工作期間更加糟糕。我在法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