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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少平上這學實在是太艱難了。象他這樣十七、八歲的後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齡。可是他每頓飯只能啃兩個高粱面饃。以前他聽父親說過，舊社會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這是一種最沒營養的糧食。可是就這高粱面他現在也並不充足。按他的飯量，他一頓至少需要四五個這樣的黑傢伙。現在這一點吃食只是不至於把人餓死罷了。如果整天坐在教室裡還勉強能撐得住，可這年頭“開門辦學”，學生們除過一群一夥東跑西顛學工學農外，在學校裡也是半天學習，半天勞動。至於說到學習，其實根本就沒有課本，都是地區發的油印教材，課堂上主要是念報紙上的社論。開學這些天來，還沒正經地上過什麼課，全班天天在教室裡學習討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當然發言的大部分是城裡的學生，鄉里來的除過個別膽大的外，還沒人敢說話。
每天的勞動可是雷打不動的，從下午兩點一直要幹到吃晚飯。這一段時間是孫少平最難熬的。每當他從校門外的坡底下挑一擔垃圾土，往學校後面山地裡送的時候，只感到兩眼冒花，天旋地轉，思維完全不存在了，只是吃力而機械地蠕動著兩條打顫的腿一步步在山路上爬蜒。
但是對孫少平來說，這些也許都還能忍受。他現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於貧困而給自尊心所帶來的傷害。他已經十七歲了，胸腔裡跳動著一顆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體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學的面前；他願自己每天排在買飯的隊伍裡，也能和別人一樣領一份乙菜，並且每頓飯能搭配一個白饃或者黃饃。這不僅是為了嘴饞，而是為了活得尊嚴。他並不奢望有城裡學生那樣優越的條件，只是希望能象大部分鄉里來的學生一樣就心滿意足了。
可是這絕對不可能。家裡能讓他這樣一個大後生不掙工分白吃飯，讓他到縣城來上高中，就實在不容易了。大哥當年為了讓他和妹妹上學，十三歲高小畢業，連初中也沒考，就回家務了農。至於大姐，從小到大連一天書也沒有念過。他現在除過深深地感激這些至親至愛的人們，怎麼再能對他們有任何額外的要求呢？
少平知道，家裡的光景現在已經臨近崩潰。老祖母年近八十，半癱在炕上；父母親也一大把歲數，老胳膊老腿的，掙不了幾個工分；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姐又尋了個不務正業的丈夫，一個人拉扯著兩個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頓沒下頓，還要他們家經常接濟一點救命的糧食——他父母心疼兩個小外孫，還常常把他們接到家裡來餵養。
家裡實際上只有大哥一個全勞力——可他也才二十三歲啊！親愛的大哥從十三歲起就擔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擔；沒有他，他們這家人不知還會破落到什麼樣的境地呢！
按說，這麼幾口人，父親和哥哥兩個人勞動，生活是應該能夠維持的。但這多少年來，莊稼人苦沒少受，可年年下來常常兩手空空。隊裡窮，家還能不窮嗎？再說，父母親一輩子老實無能，老根子就已經窮到了骨頭裡。年年缺空，一年更比一年窮，而且看來再沒有任何好轉的指望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能上到高中，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話說回來，就是家裡有點好吃的，好穿的，也要首先考慮年邁的祖母和年幼的妹妹；更何況還有姐姐的兩個嗷嗷待哺的小生命！
他在眼前的環境中是自卑的。雖然他在班上個子最高，但他感覺他比別人都低了一頭。
而貧困又使他過分地自尊。他常常感到別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對一切家境好的同學內心中有一種變態的對立情緒。就說現在吧，他對那個派頭十足的班長顧養民，已經產生了一種強烈的反感情緒。每當他看見他站在講臺上，穿戴得時髦筆挺，一邊優雅地點名，一邊揚起手腕看錶的神態時，一種無名的怒火就在胸膛裡燃燒起來，壓也壓不住。點名的時候，點到誰，誰就答個到。有一次點到他的時候，他故意沒有吭聲。班長瞪了他一眼，又喊了一聲他的名字，他還是沒有吭聲。如果在初中，這種情況說不定立即就會引起一場暴力性的衝突。大概因為大家剛升入高中，相互不摸情況，班長對於他這種汙辱性的輕蔑，採取了剋制的態度，接著去點別人的名了。
點完名散場後，他和他們村的金波一同走出教室。這傢伙喜眉笑臉地對他悄悄伸出一個大拇指，說：“好！”“我擔心這小子要和我打架。”孫少平事後倒有點後悔他剛才的行為了。
“他小子敢！”金波瞪起一雙大花眼睛，拳頭在空中晃了晃。
金波和他同齡，個子卻比他矮一個頭。他面板白晰，眉目清秀，長得象個女孩子。但這人心卻生硬，做什麼事手腳非常麻利。平靜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