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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也為我的戶口發愁，她比父親實際。開始我們兩人設法說服父親，讓他活動活動，把我的戶口弄回來。但每次我們開口提這件事，父親就直皺眉，他邊搖頭邊說他對如何去活動沒半點主意。此外，他還會說，國家的形勢一定得變，不變就要亡國，過不了多久，一個人就得憑他的真才實學吃飯，找工作要靠一技之長。他的話像是天方夜譚，我們都不敢太拿它當真。
母親和我漸漸不再求他了，我們覺得這事恐怕只能靠我們自己。但我們也完全不知從何著手，只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首先必須找關係開後門。我們得找到一個肯幫我們的人，這個人有心不夠，還得有權。我們開始四下打探，這中間還得提防著鄰居破譯我們的計劃，壞了我們的好事。
幾個月下來，終於有了一絲線索。姑姑提到她有個同事是這地方的人，他父親是個退休的縣長。不過這老人既非共產黨，又非國民黨，乃是所謂的“民主人士”。起先聽來希望並不大，但母親說不妨一試，死馬當作活馬醫。於是她買了禮物，乘上公共汽車，直奔老人家中。
夜幕降臨，母親回來了，精疲力盡，卻喜上眉梢。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揉著發脹的腿，說我們踏破鐵鞋，這下算是找對了人，老人幾乎認識當地政府的所有官員，有些是工作關係，有些則是私交。親朋戚友，老上級，舊下屬，沒有他不熟的。這種“地頭蛇”，強龍都壓不過。
地頭蛇？後來我拜訪了老人，他其實慈眉善目，他幫我們完全不是為那點兒禮物，實在是出於同情。但其他那些在我回城檔案上蓋章的大小官員就不那麼好說話了，即便有老人出面，母親還得不斷地送禮求情。她的健康出現問題時，便由我出馬，她在幕後當顧間。
就這樣，我上了兩年的家庭大學，倒同時學了兩個專業。英語是其一，如何跟官員打交道是其二。等到我把所需檔案蓋滿了章，一切打點停當，我已然是一個嫻熟的後門專家了。
現在我面臨最後一道關卡。我得回到涼水泉，將戶口從嚴的手中拿出來。我超假不歸，嚴曾多次威脅說要好好懲辦我。但我這會兒對付他，已是成竹在胸。以前我對嚴這類人是又恨又怕，現在我卻用知識武裝了頭腦。知識就是力量，我的知識可歸納為以下幾個要素：對付有權柄的官員，你必須耐心，察言觀色。說話進退留有餘地，動之以情。最關鍵的是記住這些官員也是人，而不是神。他們看上去也許咄咄逼人，但他們都有自己的軟弱之處。你得因人而異：對君子只需據理陳情，籲請他們高抬貴手。但這還得輔以關係，即使是正派的官員，也不願得罪上級和同事。對小人則需動用“大炮”和“手榴彈”，他們才會繳械投降。70年代，送給官員最普通的禮物便是煙和酒。人們把煙戲稱為“大炮”，把瓶酒叫作“手榴彈”。
於是我帶了最精良的“武器”上路了：中華牌香菸和茅臺酒。這還是一個親戚幫忙給弄來的，他新近從秦城監獄放了出來，雖然還未官復原職，已經享有一定優待了，包括在北京那些特別的商店裡購買商品。
我到得村裡，決定先把嚴當小人來進攻一番。否則他會打官腔，擺架子，給我上綱上線，這就可能把事情搞糟，前功盡棄。要一步到位，我得把中華牌香菸送給他，這個牌子在中國是響噹噹的。事實上，抽中華牌在當時是身分的一種標誌，只有少數高階官員才有機會抽上這種煙。我幾乎可以肯定嚴以前從來沒有碰過中華牌，且看他如何抵擋這一誘惑！他拿了這煙可以在別人面前擺譜，如果需要，他也可以轉手當禮物去辦他自己的事情。
天擦黑，我敲開嚴家的門。幾句寒暄之後，我拿出兩條大中華，放在炕上說：“這是我從家帶來的一點兒心意，請別見外。”我臉上掛著笑容，把煙向他面前一推。
他在瞬間猶豫了一下，我看得出來。隨即他便恢復了村裡一把手的威嚴：“你這是幹什麼？我不能收。拿回去！”
我當然不能就拿回去，但我也不能強迫他收下。一時間，場面變得尷尬起來。我只得轉身給孩子們發一些糖果，這沒關係。
然而這當口外面卻傳來敲門聲，又有幾個知青上門來了。我不由得一陣緊張，像是把手伸到別人口袋裡的小偷被逮了個正著，渾身冒汗，滿臉通紅，腦子一片空白。
知青進屋後坐了下來，嚴笑著和他們打招呼，好像什麼事都不曾發生過一樣，我也只得陪著笑臉同他們打招呼。再偷眼望望炕上的香菸，那是我最糟的一場惡夢，嚯，它們不見了！嚴用被子把它們蓋了個密不透風。謝天謝地，我得救了！過了一小會兒，我站起來和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