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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給我講了件事，似乎想證實這點。說的是他自己的初戀。後來我一直在想，如果事情的結局不是這樣，就會有另一個人取代我的位置生活在世界上，她或他會長得什麼樣？父親會不會更喜歡這個孩子呢？
1942年，父親是輔仁大學的學生，他迷戀一位女同學，愛她愛得神魂顛倒。起先父親怎麼也不肯透露這位女子的姓名，但後來我還是知道了。（在這我姑且把她稱作丁香，當然這非其本名。）
他們的愛情一開始就受到祖父的反對，他認為女孩家不夠有錢（雖然她的父親還是一位銀行的經理）。這對戀人卻壓根兒沒把老頭放在眼裡，他們不久先後離開北京，幾個月後他們又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會了面。
在那兒他們進入華北聯大成了同學，並在此時訂了婚，領導和同學都祝賀他們。就在婚期臨近時，父親卻調去了延安，丁香則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之後這一對戀人失去了聯絡。3年中，父親無從得知他未婚妻的生死。因為個人生活必須服從黨和革命事業的需要，父親也無話可說。
終於到了1946年，父親有機會作為共產黨的和談代表返回北京。在那兒他見到一位老朋友，說起她參加過一場婚禮，新娘的舉止頗為怪異，她一會兒笑，一會兒哭，整個婚禮反覆折騰，弄得客人都不知所措，只好中途紛紛告辭。這位朋友覺得新娘大概精神有點問題。
說著說著，父親發覺她說的這位怪異的新娘不是別人，正是他的未婚妻丁香。他心中充滿了痛苦，一腦子全是問題。幾天時間裡，他茶飯無思，夜難成寐。最後他決定去見她，當面問個明白。
他們真的見了面。丁香告訴父親，她嫁的人是一位地下黨的負責人。始而她是他的助手，繼而她受委派照顧他的生活，終而她被迫說服了，同意與他結婚。領導一再強調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和黨組織的希望，作為黨員，她應該把“黨的事業置於私人情感之上云云。但婚後她發現不管如何嘗試，她仍沒法愛她的丈夫，這位丈夫年紀比她大很多，文化水平也不高。她婚後一直鬱鬱不樂，她丈夫也被她攪得心緒不寧，看出丁香對父親始終不曾忘懷。最後丁香要父親原諒她，他確實也這麼做了。此後，他再也沒見過她，雖然他們生活在同一城市，他也有她的住址。
“原來你早就知道這些領導是多麼虛偽，多麼自私！你早在40年代就有了切身體會，居然成天對我說黨永遠是正確的，我必須事事聽黨的話！這是為什麼？為什麼你不把實話告訴我？卻讓我獨自在暗中摸索，四處碰壁，心虛膽寒，鑄成無可挽回的大錯！”
“因為我不想讓你倒黴。大名鼎鼎的書畫家鄭板橋說什麼來著？‘難得糊塗’，這話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另外，當然了，我自己也不想因為你而倒黴，如果我對你說我早就對這場革命不再抱有幻想，儘管我們懷著良好願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犧牲，到頭來我們只成就了一所堅如磐石的大型監獄。如果我在60年代當你還是個激進的紅衛兵時對你說這些話，你會作何反應？你難道不會舉報揭發我？如果你不這麼做，你內心又會怎樣？我不願讓你生活在心靈的重重矛盾中！”
他說得對，我不得不承認這點。1967年，他即便沒有對我說這些，我的思緒已經混亂不堪。他若真的和盤托出，我難免不變成另一個張黑黑。其實我和父親在1973年談的這番感想，我們都不敢在母親的面前流露。母親屬於50年代的人，對他們這代人而言，國民黨腐敗到了極點，而共產黨是中國的救星。他們中的大多數是所謂的“三門幹部”，從家門到校門到政府部門。由於他們的地位特殊，視野侷限，他們對中國的嚴峻現實瞭解得不很透徹。又或者他們在反右和“文革”中嚇破了膽，所以他們不但服從權威，而且不自覺地在心理上認同權威。他們和我們之間有著明顯的代溝。
父親和我之間反而找不到這種代溝，我們說話百無禁忌。有時我們的話題涉及個人感情生活，一次父親甚至對我說和母親結婚是他犯的一個大錯，把我聽得目瞪口呆。他說他求婚後不久就意識到他的個性與母親極不相合。但他還是完了婚，一方面是覺得不應毀約，另一方面乃是由於絕望，覺得他再也不可能找到他的夢中情人。婚後他鬱鬱寡歡，曾想過離婚，但看在孩子的分上，打消了這個念頭。當然也是看在母親的分上，他知道她還愛他，她不會願意離婚的。在中國，離婚對女人的傷害比男人來得大。
雖然聽後吃驚不小，我知道父親說得都是實話。我也能看出他和母親性格上的巨大反差。父親這段表白使我回憶起孩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