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變詭異的中國古代權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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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這一結局的原因，從君與臣兩方面進行了分析。在君主方面，不明察大臣有忠良之心，懷疑大臣欺罔君上，一旦不容，即加殘害，這是君主昏庸不明所致；在功臣方面，驕橫跋扈，屢犯朝廷禁令，雖屢經寬貸而毫不悔改，反而怨恨君主，最後招致刑戮，這是臣下咎由自取。朱元璋在《鐵榜書》中的分析確有道理，也如實地反映了古代君臣關係的實際。同時，他也極力表示要保恤功臣，使社稷有磐石之安，使功臣之家享富貴無窮。但實際情況正好相反。正是在他統治時，製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大殺開國功臣。在他所封的6位國公、28位列侯中，僅有湯和等少數幾位功臣宿將僥倖得以善終，其他的人大都被他迫害而死。

在歷史上，一些精明的輔佐大臣在功成名就以後，往往急流勇退，以求避禍保身。

春秋末年，越王勾踐在范蠡和文種的輔佐下，苦身勞力二十年，深謀遠慮，終於滅掉吳國，而且兵臨中原，號令諸侯，成為霸主。滅吳之後，越國君臣設宴慶功，群臣皆樂，唯獨越王勾踐面無喜色。機警聰慧的范蠡察微知著，立即識破了越王的心思：越王為雪會稽之恥，滅掉吳國，不惜卑身事下，願與臣下同甘共苦，共度艱難。如今大功告成，越王能實踐先前的諾言嗎？我與文種功勳卓著，位高權重，越王對我二人能放得下心嗎？范蠡經過深思熟慮，認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的為人，可與同患難，難與共安樂。於是他毅然向勾踐告辭，請求退隱。勾踐得知范蠡要辭退，就召見范蠡，對他說：“先生若願留在寡人身邊，寡人願與你共分越國，若不遵寡人，將身死名裂，妻子為戮！”范蠡當然知道越王的所謂“共分越國”純屬虛語，而“身死名裂，妻子為戮”，越王是肯定做得出來的。於是他回答道：“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事後，范蠡不辭而別，拋棄家業，帶領家眷，駕一葉扁舟，出三江而入五湖。後來定居於陶，成為鉅富。范蠡走時，曾投書同僚文種，勸說道：“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種原先對於范蠡的辭職並不理解，認為越王不可能如此絕情，當他看了這封書信後，才如夢初醒，從此他便假託有病，不復上朝理政。果然，越王的猜忌之心日益暴露，心裡不再容得下這位胸藏韜略的謀臣，便派人賜予文種一把劍，說道：“先生教我伐吳七術，我僅用其三而滅亡吳國，其餘四術還藏於先生胸中，請先生追隨先王，試行餘法吧！”文種見所賜之劍，正是當年吳王賜予伍子胥自殺的那把屬鏤劍。文種長嘆一聲，懷著無比悲憤的心情引劍自刎而死。

秦漢之際，由於中央集權的封建等級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倫理道德觀念還未在人們心中普遍確立，君臣之間“義”的關係較為淡薄，而“利”的關係卻非常突出。這種情況導致君臣之間在權力分配上存在著一定的利益衝突，使君臣之間的互不信任隨處可見，君臣關係非常脆弱。這一時代特徵在劉邦與其功臣之間的關係中表現得非常突出。

為漢高祖奪得天下的有四位著名的功臣：韓信、蕭何、張良和陳平。他們在功成之後，由於在君臣關係上的不同態度，其結局也完全不同。西漢初年，韓信遭到了同文種一樣的下場。在楚漢戰爭中，韓信擁兵數十萬，叱吒疆場，屢出奇謀，戰必勝、攻必克，特別是垓下一戰，一舉擊敗楚霸王項羽，威震海內、名高天下。但韓信不僅不知急流勇退的道理，反而好大喜功，自恃功勞大，以致言行不加檢點。早在漢中劉邦封韓信為將時，韓信曾說：“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玩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史記·淮陰侯列傳》。對韓信的這一番話，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曾有這樣一番評論：“韓信的這番話，是打算脅迫漢高祖同他做一筆買賣，故韓信初定齊地，就請高祖封他為齊王，可見韓信之心由來已久。懷著買賣之心侍奉君主，君主知道了你的目的，貨雖已售出，但君主心中已積下了怨恨。”這種以“利”相結合的君臣關係是秦漢之際的特殊現象，這種因政治實力和利益關係的結合使君臣之間猜忌和互不信任的情況隨處可見。劉邦對韓信就極不放心，故垓下之戰一結束，劉邦就改封他為楚王。不久，劉邦採納陳平的計謀，藉口遊雲夢澤，大會諸侯，一舉擒拿韓信，然後把他貶為淮陰侯。這時的韓信猶不知自省，對漢高祖心懷怨恨，稱病不朝，終於落得被劉邦夷滅三族的悲慘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