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變詭異的中國古代權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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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時，和帝以後，皇帝大都壽命短促，年紀不大就死了。所以即位的皇帝大都是幼衝孩童。皇帝幼衝，不能躬執朝政，只有由皇太后臨朝稱制，執掌政權。在父權制的時代，太后雖有稱制之制，但卻不能親見大臣，對於太后來講，唯一值得信任的只有本家的親屬，於是委政外家，由父兄子侄領軍控政，專擅政柄。幼童皇帝不僅便利了外戚擅權，同時也為宦官勢力的急劇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條件。一方面是女主臨政，萬機殷遠，稱制下令，不出庭帷之間，不得不重用宦官，寄國命於刑人；另一方面是小皇帝長大以後，不甘心受外戚的挾制，極力想把皇權從外戚手中奪回來，但瞻顧宮禁內外，盡是外戚黨羽，唯一可以信賴的只有隨附於身邊的宦官，因此便與他們密謀，發動宮廷政變，誅殺外戚。這說明了宦官專權乃是皇帝為了對付外戚和官僚大臣而培養起來的一股惡勢力發展的結果。

宦官得以專權，首先得力於皇帝的信任。歷代的皇帝都認為，宦官孑然一身，在社會和朝廷中缺乏權力基礎，他們只有依附於皇帝，忠心耿耿地為皇帝服務，成為皇帝的奴才和心腹，才能長保富貴。但宦官專權除了皇帝的信任，古代社會的政治體制也為其提供了重要條件。皇帝為了利用他們加強皇權，常常讓他們直接干預朝政，擔任一定的職務。宦官控制了國家政權中樞的某個重要環節，這就從制度上為宦官專權提供了條件。如東漢的宦官具有“傳發書奏”、“省尚書事”的權力。所謂“傳發書奏”，就是朝廷的機要文書，皇帝的詔令、諭旨，朝中大臣以及地方的上書、奏章，均由其上傳下達。所謂“省尚書事”，就是處理朝政。這兩個方面都是國家政權的樞機與核心，宦官控制了它們，實際上也就控制了國家政權。唐朝的宦官擔任“四貴”，不僅控制了國家政權，而且還控制了軍權。明代的宦官擁有“批紅”和票擬聖旨之權。他們在皇帝和政府之間承擔了傳達疏通的重責，這是中央樞機政務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這一環節既然由宦官控制了，他們也就掌握了國家的最高機密，控制了最高權力。因為他們在向皇帝覽讀檔案的過程中，即可應皇帝的諮詢提供意見，或主動進言，從而對皇帝的決策產生影響；他們更可用傳達、疏通檔案之權上下其手，塞進私貨，矇蔽皇帝，專斷朝政。另外，從東漢開始，宦官就掌握了軍隊，特別是掌握了朝廷禁軍，這更是宦官專權的重要條件。

不論是外戚政治還是宦官專權，都是皇帝控制朝政、制馭大臣的產物，是統治權術在制度上的反映。但是外戚和宦官的權力達到一定程度和規模以後，就走向了皇權的反面，成為皇權的異化物，反過來凌駕於皇權之上，操縱皇權，甚至對皇帝自身的生殺予奪都操於外戚和宦官之手。西漢初年的呂氏，漢宣帝時的霍氏，漢末的王氏，東漢時期的竇氏、梁氏、何氏，兩晉時期的楊氏、王氏、謝氏、庾氏，北周的楊氏，唐朝的楊氏等，都是歷史上著名的專擅朝政的外戚。歷史上的宦官之禍以東漢、唐朝和明朝最為突出。一個王朝到了這種時候，往往也就是極其腐敗的時候，改朝換代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

春秋時期的管仲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齊桓公的霸業。但是管仲以前曾是齊桓公的政敵。齊桓公名小白，其前任是他的兄長齊襄公。齊襄公是一個喪失人倫的衣冠禽獸，把齊國搞得一塌糊塗，使齊國政治潛藏著極其管仲像深刻的危機。諸公子紛紛逃亡，以避災難。公子小白與心腹鮑叔牙投奔莒國，弟弟公子糾則同心腹管仲投奔了魯國。不久，國內發生政變，齊襄公被殺。公子小白和公子糾得知訊息後，分別由他們所居的國家派遣軍隊，護送他們回國。兩兄弟誰先回到齊國，誰就能成為國君。為了幫助公子糾奪得齊國君位，管仲單人匹馬馳向通往莒國的大道，奮力追趕上了公子小白。他假裝恭順，上前拜見小白，乘小白不注意，突然猛發一箭，直向小白心窩射去，小白大叫一聲，口吐鮮血，從車上栽了下來。管仲大喜過望，急忙策馬而逃。管仲趕上公子糾的隊伍後，把事情對公子糾講了。他們以為政敵已除，於是便從容不迫地向齊國進發。但是當他們趕到齊國首都臨淄時，卻得知小白已經登基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