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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需要時可以放心和她接觸。他以前在情報局工作過,曾經在開羅查閱過這份名單。人們可以把情報和科科的暗示作一番比較:
“您有證件嗎?您和哪一位英國上校聯絡?”
人們可以想象,使用科科是因為她在倫敦有著良好的關係,可以兩面活動。她在談到戰爭時嘆了口氣說:“我的朋友們都站在另一邊。”策劃“帽子”行動的舍倫貝格不是因為科科懂得怎樣和英國人打交道,而是因為她為或者可能為英國人效力而不信任她。這樣,科科就輕而易舉地擺脫瞭解放時的麻煩。這樣,一件表面上很不可信的事就有了一個合理的邏輯的解釋。但是,令人驚奇的是她對此一直守口如瓶。
科科要求一位比她更接近溫斯頓·丘吉爾的英國朋友藏拉·貝特陪她同去馬德里。科科在蒙特卡洛與威斯敏斯特公爵相會時,人們已經看到她的蹤跡。我拉出身於英國大貴族,嫁給了一位義大利賽馬師隆巴爾迪尼少校。當時許多人認為對她來說這樁婚姻是低就了(後來人們還是這麼說)。德國情報部門把她關在義大利的一座集中營裡,原因是懷疑她為英國從事間諜活動。後來把她放了出來,派往巴黎。科科曾經叫人傳過一句話:“別提問題,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在柏林,“流行帽子”行動由舍倫貝格負責,希姆萊保護著他,為他遮蓋一切。希姆萊希望在柏林戰敗後由他接任元首。納粹高層中不只他一人寄希望於美蘇兩國發生衝突,等著坐收漁利。阿蘭·比洛克在撰寫並作序的回憶錄裡說,舍倫貝格曾經開玩笑似地問希姆萊,他的奪權計劃藏在哪裡。所有的人都圍繞著希特勒施陰謀耍詭計。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也許會明白,實施表面上沒有惡意的“流行帽子”計劃是為了向對方表示良好願望。開展這項行動科科很有優勢,她令人矚目地留下了品牌標貼,人們至少是這麼希望的,而實際效果卻令人驚訝。她的行動無論在巴黎,在馬德里,或是在後來舍倫貝格在那裡受審的紐倫堡都沒有引起任何反響。
不管怎麼說,1943年11月,她和我拉·貝特去過馬德里。沒有人甚至連臥車檢票員也沒有談起這件事。丘吉爾當時確實在馬德里,但他身體不好,沒有會見過任何人。他的私人醫生莫蘭德博士兵在回憶錄裡說,他認為丘吉爾已快不行了。科科的使命以慘敗告終,被舍倫貝格召到柏林。據“流行帽子”行動活著的唯一見證人特奧多爾·莫姆說,當舍倫貝格被判6年監禁(寬大得令人驚愕)後,科科曾經給他寄過郵包,在他刑滿釋放定居瑞士後,還在經濟上幫助過他。舍倫貝格被瑞士驅逐,移居義大利的馬熱潮時,科科還承擔他的開支。這是怕他透露事實真相呢,還是出於對私事的忠誠?如果“流行帽子”行動是由德國情報部門實施的,那一定會有檔案在,也許會藏在某個湖裡撈起的箱子裡,或許藏在某個鹽礦的地道里。我聽見她說過那些捲起襯衫袖口的巴黎青年,她說:
“他們讓我發笑,我是第一個去倫敦的,以前我沒錢時總要繞道瑞士先去取錢。後來我想去美國了,我去見了美國領事,我對他說:”先生,明天我來取護照。‘他要我填一張答問表格,我對他說:“先生,這些問題您比我自己更清楚。’他說:”無論怎麼說,指紋總得留下。‘這一儀式只花了一分鐘。“
說到指紋時,她晃了晃手指。他們使我發笑,真是這樣嗎?他們還不至於讓她感到這樣可笑,她自己也有懷疑。她意識到有某種犯罪感。這在她談起與德國人的關係時的那種氣勢洶洶的樣子中可以看出。其實,除了為了使她的侄子帕拉斯提前獲釋外,她沒有向德國人要求什麼。薩夏·吉特里生活一貫奢華,出入坐車,吃飯也要去凡爾賽自己的莊園。我想科科也不至於餓死,不至於沒有白蘭地給施帕茨喝。她在給我看那枚辟邪的小戒指時對我說,她想起在佔領時期手上生過凍瘡。可以推斷當時她的取暖條件很差,也沒有足夠的脂肪類食物。有人指責她不肯幫助一個處於困境中的猶太人,尤其是沒有在由科克托起草的為救助馬克斯·雅各布的一份請願書上簽名,人們想她也許認為這事與她無關。
夏奈爾牌香水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夏奈爾小姐推出三種香水:BoisdesIsles、五號香水和CuirdeRussie。這些香水只在她自己的店裡出售(多維爾、康邦街、比亞里茲和縣納)。1924年,擁有貝姿華牌香水的鉅富皮埃爾和保羅·韋爾泰梅建議科科開設夏奈爾香水股份有限公司,以確保這三種香水在法國和世界各地的銷售。韋爾泰梅兄弟倆反覆說,既然這些都是最好的香水,就得成立公司。皮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