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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捐員外郎，在戶部廣東司行走。其時至少在嘉慶三年以後。（見碑傳集一百八趙懷玉撰楊君芳燦墓誌銘。）若更精密言之，則至少在嘉慶六年文述與芳燦在京師相識以後也。（見下引芳燦送雲伯序。）文述詠端生之詩作成時代頗晚，又得一旁證矣。
關於文述題繪聲閣集詩四首，其第二首最關重要，置後辨釋。其餘三首依次論證之。
第一首詩
第一首詩中最關重要者，在文述初次得見陳長生年月，並文述見長生是否多次等問題。此等問題可取兩事即（一）文述初次隨阮元入京及第二次會試入京之年月，與（二）長生於此兩時間適在北京，有遇見文述之可能，參合推定之於下。
楊芳燦芙蓉山館文抄二送陳雲伯之官皖江序略雲：
嘉慶辛酉（六年）餘與雲伯相見於都下。於茲五閱寒暑矣。同人惜別，贈言盈篋。餘與陳編修用光查孝廉揆俱為序引，時丙寅（嘉慶十一年）新正穀日也。
又頤道堂文抄一頤道堂詩自序略雲：
嘉慶丙辰（元年）儀徵阮伯元先生視學浙江。越二年戊午（嘉慶三年）從先生入都。明年（嘉慶四年己未）又從至浙。越二年（嘉慶六年辛酉）又以計偕入都，居京師者五年。
又頤道堂詩選一五略雲：
餘自辛酉（嘉慶六年）至乙丑（嘉慶十年）京師舊作多琴河李晨蘭女士加墨。（寅恪案，今所見碧城仙館詩抄十卷，後附有李元塏跋，所題年月為嘉慶［十年］乙丑秋七月。可與上引楊芳燦文參證。）重蒞琴河，女士下世已十五年矣。感賦。
（詩略）
寅恪案，文述第一次至京為嘉慶三年，出京為嘉慶四年。第二次至京為嘉慶六年，出京為嘉慶十一年正月。第二次即文述所謂“居京師者五年”是也。第一次在京之時間，雖遠不及第二次之長久，然鄙意文述之獲見長生實在第一次。所以如此推論者，文述為人喜愛攀援貴勢，尤喜與閨閣名媛往還。長生為兆侖孫女，本與文述有同族之親，況以袁隨園女弟子之聲名，葉琴柯編修夫人之資格，苟長生此時適在京師，而文述不急往一修拜謁之禮者，則轉於事理為不合矣。至於長生適在北京與否之問題，可以依據葉紹楏歷官及居京之年月推定之也。
耆獻類徵一九六疆臣類四八載紹楏傳略雲：
葉紹楏浙江歸安人。乾隆五十年由舉人於四庫館議敘，授內閣中書。五十三年丁母憂。五十五年服闋，補原官。五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六十年散館授編修。嘉慶三年二月大考二等，五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年二月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四月命巡視南城。五年轉掌江西監察御史。六年五月充雲南鄉試正考官，八月命提督雲南學政。九年差竣回京。十年命巡視天津漕務。十一年六月升工科給事中。
寅恪案，葉紹楏與陳長生從何時起同在京師，乃一複雜之問題，詳見下文第二首詩中考辨織素圖繪成之時間一節，今暫置不論。惟可斷言者，嘉慶三年文述初次隨阮元入京，四年又隨元出京。文述往謁長生，當即在三年初次入京之時，而賦此四詩當更在謁見之後，謁見與賦詩並非同時。頗疑文述止一度晤見長生，其題繪聲閣集四律，實非以之為拜謁之贄，不過晤見之後，追寫前事，呈交長生夫婦閱覽者。觀詩中“記取城南坊畔宅，春明初拜畫簾遲”之語，可以推見也。又若文述得見長生不止一次者，則以碧城仙館主人性好招搖標榜之習慣推之，必有更多詩什，賦詠其事，而不僅此四律而已也。或者文述當日所為，長生夫婦已有所聞知，遂厭惡畏避，不敢多所接待耶？
詩中所謂“碧城醒我遊仙夢”者，碧城仙館文述自號也。其詩集即取以為名。“繡偈吟君禮佛詞”者，長生曾作禮佛詞六首，刊入隨園女弟子詩集（卷四）中，早已流行，文述蓋見之久矣，決非長生以己所著詩集示之也。
第三首詩
第三首詩盛誇長生夫家女子能詩者多。文述此所取材，究從葉氏織雲樓詩合刻，抑從袁簡齋隨園詩話補遺三“吾鄉多閨秀，而莫盛於葉方紹伯佩蓀家”至“陳夫人之妹淡宜（此語有誤，辨見論第二首詩節。）亦工詩”等六條（隨園詩話補遺所以多謬誤者，蓋由簡齋身歿之後，補遺方始刊行也。簡齋歿於嘉慶二年。參碑傳集一百九孫星衍撰袁枚傳。）轉錄而來，雖難確定，今以沈湘佩名媛詩話四“織雲樓合刻為歸安葉氏姑婦姐妹作”條考之，（前南京國學圖書館總目所載，織雲樓詩合刻僅有周映清梅笑集一卷，誤作［笑梅集］，及李含章蘩香詩草一卷，皆雲［嘉慶刻］。又孫殿起叢書目錄拾遺總目六有織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