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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活動，本來不應該僅僅如此。 這種現象的產生，不是戲劇領域中的分工偏傾，而是另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在中國封建社會的黃昏時代，當時有可能寫出高水平劇作的文人一時還認識不了、尋找不到一種新的社會意志來一壯劇壇聲色。法國戲劇理論家布倫退爾認為，戲劇通史證明了一條規律：一個偉大民族的意志十分昂揚的當口，也往往是戲劇藝術發展的高峰所在。希臘悲劇的繁榮和波斯戰爭同時，西班牙出現塞萬提斯和維迦的時代正是它把意志力量擴張到歐洲和新世界的時期，古典主義戲劇繁榮之時正恰是法國完成了偉大的統一之後，小說《吉爾？布拉斯》和戲劇《費加羅的婚禮》雖屬同一族系，卻屬於不同的時期，前者屬於攝政時代的意志鬆弛時期，而後者則屬於革命前夕由意志力操縱著的強有力的恢復時期。布倫退爾的這番論述，包含著一些偏頗，迴避了不少“例外”，但確實也觸及�
